1949年成都解放后，有件事情却让解放军很是头疼，无论如何都没找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此人是逃去台湾了，还是躲起来了？

一座城市刚刚易主，本该是肃清残敌、清点战果的时候，可这份名单上偏偏空出了最要紧的一格。王陵基不是普通的地方官员，他是国民党在四川经营多年的“四川王”，手握军政大权，早年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川的“四九”血案，被明确列入战犯名单。抓不到别人也就罢了，偏偏抓不到他——这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时间往前推一个月。1949年12月，成都局势已经摇摇欲坠，王陵基还想赌最后一把，亲自率领保安团队试图阻击南下的解放军。结果没能撑住几个回合，队伍就被冲散了。仗打不赢，退路也没了着落，他第一反应不是投降，而是想办法脱身——飞去台湾。

蒋介石那时候已经先一步撤到了台湾。王陵基急急忙忙打电话找到蒋的侍卫长俞济时，请求派一架飞机来接他。俞济时的答复很干脆：去凤凰山机场等着，飞机会来的。这句话听着像是一颗定心丸，可王陵基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压垮他计划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真的信了。派人守在凤凰山机场，一直等到深夜，天上连个影子都没有。飞机没有来，撤退的窗口也在一分一秒地关闭。事情走到这一步,原本还有退路的王陵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眼看空运是指望不上了，他转而想去新津投奔胡宗南部下的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或许还能搭上陆路撤退的顺风车。可是一路上，他看到的全是胡宗南部溃败的散兵，场面越发混乱，他心里的算盘也越打越急。等到消息传来——李文已经投降，王陵基一下子明白过来：所谓胡宗南的王牌部队，也不过如此，靠他们已经不可能翻盘了。

也就是在这一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随身携带的黄金，连同代表四川省政府权力的大印，一并扔进了一口水井。这个动作乍看只是丢弃财物，实际上是主动切断自己和过去身份的所有联系——没有了印信,没有了随从，他就成了茫茫人海中一个说不清来历的普通人。他开始隐姓埋名，一会儿说自己是政府里跑腿的文职人员，一会儿又说自己是店铺里打杂的伙计。

正是这个决定,让解放军原本擅长的排查方式一下子失灵了。一般抓捕高级战犯,靠的是身份证明、随从口供、旧部关系网,可王陵基把这些线索全都提前掐断了。成都解放之后,解放军手里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确切消息，搜寻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一晃就是两个多月。

转机出现在1950年2月。有人向宜宾县公安局举报,说曾在宜宾见到过王陵基。原来他辗转跑去投奔亲家杨鲁玉——此人正是民生轮船公司宜宾分公司的经理。杨鲁玉把他安顿在自家宅院里，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漏算了身边人的眼睛。家里的佣人察觉这位“贵客”行踪诡秘，又见主人对他毕恭毕敬，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份疑心在和邻居闲聊时不经意间说了出来，邻居一听就觉得不对劲，怀疑此人正是新政府通缉的要犯，转身就去报了案。

公安机关接到举报，立刻部署抓捕。可就在几乎同一时间,王陵基自己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判断宜宾已经不安全，抢先一步登船离开，转道去了江安县，打算从那里辗转去上海，再由上海设法转赴台湾。搜捕和逃亡,就这样差了一步。

好在江安县公安局长接到消息后没有耽搁,第一时间带人赶到码头,对靠岸的船只逐一检查。混在人群中的王陵基原本以为又能蒙混过关,却没能躲过手里那张照片的比对——他就这样在人群里被认了出来，当场落网。

从成都解放到江安落网,这位曾经权倾一方的四川省主席,前前后后躲藏了两个多月。开头那个问题,到这里也就有了答案：他既没有真的逃去台湾,也不是被人刻意藏匿,而是靠着丢弃身份、四处流窜,才躲过了最初几轮排查,最终还是没能逃出对细节的核实。消息传开后,全川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一个手握大权多年的地方要员，在局势翻转之后，选择的不是投案，而是不断地躲、不断地赌，直到最后一步棋也走不通。如果换成是你，在飞机迟迟不来的那个深夜，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