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费发个微信红包就行。”许飞在电话里说。

李健回了一句：“可我没有微信，怎么办？”

2017年春天，许飞的银行卡收到一笔转账。随之寄过来的，还有一份白纸黑字的纸质音乐版权使用合同。落款处签着李健的名字，日期和条款写得工整。

在这笔转账到账前，许飞的手机接连响了3天。每天下午，屏幕上都会跳出同1个陌生号码发来的长短信。发信人没有找经纪人或者中间朋友托关系传话，而是自己托人问到了许飞的私人手机号。短信里逐字逐句写着自己要参加一档叫《歌手》的电视音乐竞技节目，想在舞台上唱她那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想买下这首歌的电视翻唱版权。

许飞后来在采访里说道，连续3天收到大歌手发来的求授权短信，她开始还以为有人拿李健的名字开玩笑。等真的通了电话，许飞觉得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写歌唱歌，懂这首歌不容易，随口说发个微信红包把事情定下来就好，别搞得太繁琐。结果电话那头的李健回话说，自己连智能手机都不怎么用，生活里只有老式按键机，平时联系全靠打电话和发短信。

没有微信，红包自然发不成。李健坚持要要到银行账号，按照行业里正规买歌的规矩，把词作者董玉方和曲作者许飞该拿的劳务费用分批打过去，再补齐正式授权协议。

在我看来，李健这种近乎笨拙的做法，恰恰说明了演艺行业本该有的底线。现在许多晚会和选秀综艺里，歌手翻唱别人写的歌，先上台唱完了事，等原作者在网上发声维权了，才由法务部门出面草草补签合同。甚至有些翻唱版本连词曲作者的名字都不在屏幕下方打出来。李健把要版权、给报酬当成了去菜市场买肉买米一样的日常买卖，先交钱拿凭证，再开门做饭，这是对写歌人劳动最直接的尊重。

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词是董玉方对照自己父亲去世前留下的真实日记本写出来的，里面写了买不起饼干、修老缝纫机、父亲手上的老茧。许飞给它谱了曲子，旋律很平，没有大起大落的爆发段落。

到了竞演舞台上，李健穿着深色西装站在麦克风前面。他没有飙高音，没有加哭腔，嗓音平稳，像是在念一封寄给过去的家书。台下的观众掉了眼泪，李健自己唱完只是鞠了一躬。

节目在电视上播出后的那一周，这首歌冲上了各大音乐排行榜前列。许多听众在评论区留言说，听完歌马上翻出了家里泛黄的老相册。大量听众也因为李健的翻唱，顺藤摸瓜找到了许飞的原版和董玉方的原作，原版的播放量在各大平台跟着翻了好几倍。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评论写道：“李健把版权费打过去，不仅买到了翻唱的资格，还把原作者的名字端端正正带到了几亿人面前。”

我觉得歌手去翻唱老歌，不该是廉价的收割流量，而应当是一场讲规矩的接力。你借了别人的心血来成全自己的演出，先问一声能不能用、该给多少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规矩。

当年李健没有微信这件事，成了一段被许飞拿出来讲的趣事。

但那张按规矩盖章的版权合同，给乱糟糟的演艺圈打了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