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王莽推出过超前的贷款政策，最后为什么彻底宣告失败？

王莽在位期间推出过一套贷款制度。

按照《汉书》里的记载，政府可以向百姓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用于祭祀、丧葬这类非营利性开销的借款不收利息，用于经营的借款收取一定利息，上限有明文规定。

这套设计搁在纸面上，出发点是要限制民间高利贷，扶持贫苦百姓。

但政策推行下去没多久，老百姓发现借到的根本不是这回事，利息该高还是高，官吏该捞还是捞，这套本来要惠民的制度，在实际执行里走成了另一副面貌。

要说清楚这套制度为什么会失败，得先把王莽改制的整体背景摆出来。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大量自耕农失去田地沦为佃户，民间借贷盛行，高利贷把农户的收成压得喘不过气。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推出了一系列以《周礼》为蓝本的改革，土地国有化、货币改制、盐铁官营，这套政策同时铺开，动静极大。

贷款制度是这套改革里的一个组成部分，归在"五均六筦"的框架之下，由专门设立的官府机构来经营管理。

五均制度的核心逻辑是，政府介入市场，平抑物价，同时向贫苦百姓提供小额贷款，把民间高利贷挤出去。想法本身不算简单，执行起来的难度却远超当时的行政能力。

负责执行这套制度的，是各地新设的"五均司市师"，由政府委托商人担任，这个安排本身就埋下了问题。

官府委托商人来管市场和放贷，等于把权力直接交给了最有动机从中牟利的人。

受委托的商人借着官方授权，在收贷款利息时大幅超出规定上限，在物价管理上趁机操纵，捞到的远比按规矩能得到的多得多。

《汉书·食货志》里对此有相当直接的批评，说这些受托的商人成了"奸利"之源，王莽的惠民政策在这帮人手里变成了敛财工具。

政策在设计层面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对地方执行能力的高估。

王莽同时推行的货币改制，把原来通行的五铢钱废掉，换成一套繁复的新货币体系，币值换算混乱，市场交易大受干扰。

在这种货币环境下，贷款政策的执行更加复杂，借了多少、还多少、怎么折算，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纠纷。

地方官员本身就在应付土地国有化、货币改制带来的混乱，再压上贷款管理这一摊，根本没有余力认真执行。

而且王莽在短时间内推出的改革太多，每一项都在触动既有利益。

豪强地主、大商人、官员阶层，几乎每一个有能力影响政策执行的群体都在想办法应对或者规避，贷款政策夹在这堆矛盾里，既没有稳定的执行队伍，又没有可靠的资金来源，推行得一塌糊涂。

从更大的背景看，王莽的贷款政策失败，不是单独一件事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改制体系崩溃的一个组成部分。

土地改制激怒了豪强地主，货币改制搅乱了商业秩序，对外战争消耗了大量财力，天灾又在同期接连出现，黄河改道让大批农民流离失所。

在这种局面下，贷款制度就算执行得再认真，能覆盖的人也极为有限。

实际情况是，真正需要小额贷款度日的贫苦百姓，往往是最难从这套制度里拿到实际好处的人，反而是有关系的人更容易借到，借了也更容易找理由拖着不还。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新莽政权在各地起义的浪潮中覆灭，王莽本人死于乱军之中。

这套贷款制度随着政权一起消失，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来者参考的执行经验，因为可以参考的只剩一个结论：政策本身和执行它的条件之间，距离太远。

《汉书》是后来东汉班固写的，对王莽的评价整体持批评立场，这一点读者看相关记载时需要留意。

但五均贷款政策在执行层面确实出了严重问题，这个判断在史学界基本没有争议，争的只是问题出在哪里、有多严重。

王莽在推行这套制度时，大约真的以为《周礼》里的古制可以照搬，相信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能够自动转化为现实中的运转。

这个判断有多大的偏差，最后的结果已经给出了答案。

只是那些当年在官府窗口借了钱、最后发现利息和说好的根本不一样的人，没有一个留下了名字。

参考来源：
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
王莽传相关内容见《汉书》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62年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