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于吉林延边插队时，在当地孤寡老人李阿妈家里，一起生活了10年。10年后，当知青返城，夫妻二人跟公社反映：“如果我们能回上海，一定要带着李阿妈走。”

公社办公室的墙壁有些掉皮，老式办公桌后面，王主任摘下眼镜擦了擦。他看看姚祚塘，又看看林小兰，叹了口气。“政策里没这条，”他把眼镜戴回去，“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李阿妈的户口不在上海，粮食关系怎么办？住哪儿？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姚祚塘站得笔直。“我们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王主任摇摇头，“你们还年轻，不懂过日子多难。没有粮票，在上海吃空气？”

林小兰往前挪了半步。“王主任，这十年，要是没有李阿妈，我们可能都活不下来。您知道祚塘那场病……”

“知道，知道，”王主任摆摆手，“可这是两码事。”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旧钟的滴答声。姚祚塘攥了攥拳头，又松开。“那我们晚点走。等想到办法再走。”

“别的知青都走光了，”王主任身体往前倾了倾，“最后一批名额，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了。你们可想清楚。”

夫妻俩对视一眼。林小兰轻轻点头。

“想清楚了，”姚祚塘说，“要回，就四个人一起回。”

从公社出来，天阴沉着。路上没什么人，风刮过光秃秃的田埂。林小兰把手缩在袖子里，走了一会儿，开口说：“信寄出去快一个月了。”

“该有回音了。”姚祚塘望着远处自家烟囱冒出的一点细烟。那是李阿妈在烧炕。

到家时，李阿妈正坐在炕沿边缝补一件旧棉袄。小延民趴在她腿边玩一个木头小车。看见他们进来，老人抬起头，脸上每条皱纹都舒展开。“回来啦？锅里有热好的饼子。”

姚祚塘没提公社的事，只说：“阿妈，别补了，眼睛累。”

“闲着也是闲着，”李阿妈穿针引线，“这袄子还能穿一冬。”

晚饭是玉米饼子、咸菜和稀粥。小延民吃得很香，李阿妈把自己饼子掰了一半，悄悄放进姚祚塘碗里。姚祚塘看见了，又默默放回去。

夜里，夫妻俩躺在炕上，都睁着眼。隔壁传来李阿妈轻微的咳嗽声。

“要是爸妈那边也没办法……”林小兰小声说。

“那就留下，”姚祚塘在黑暗里回答，“种地也能活人。”

林小兰没再说话，翻了个身。

三天后，邮递员在院门外喊：“姚祚塘，信！上海来的！”

姚祚塘跑出去，接过那封薄薄的信。他站在院子里就拆开了，纸很脆，展开时发出轻微的响声。林小兰也跟了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信是姚祚塘父亲写的，字迹很用力，几乎要戳破纸背。姚祚塘看得很慢，看完递给林小兰。林小兰接过来，目光扫过某一行，停住了。

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爸说……”

“我看到了，”姚祚塘说，“‘我们人多，每人省一口，就有李阿妈的饭吃。’”

他们拿着信进屋。李阿妈正在擦炕桌，看见他们的表情，放下抹布。“怎么了？”

姚祚塘把信递过去。李阿妈不识字，看看信，又看看他们。

“阿妈，”林小兰坐到她身边，声音很轻，“我爸妈，还有祚塘爸妈，都来信了。他们说，接您一起去上海。”

李阿妈怔了怔，然后摇头。“不去。”

“为什么？”

“我老了，去了是拖累。”李阿妈拿起抹布继续擦桌子，擦得很用力，“你们带延民回去，好好过日子。”

“您不去，我们也不走。”姚祚塘说。

李阿妈停下动作。“别说傻话。”

“不是傻话，”姚祚塘蹲下来，看着老人的眼睛，“十年了，这儿就是家。您是我们的家人。”

李阿妈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她转过头，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

小延民从外面跑进来，小手冻得通红，径直扑进李阿妈怀里。“阿迈，我饿了。”

李阿妈摸摸他的头。“这就去做饭。”

孩子搂着她的脖子不放。“阿迈，你去上海吗？上海有大轮船吗？”

李阿妈没回答。

小延民把脸贴在她脸上。“阿迈不走，我也不走。我陪阿迈。”

老人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她抱紧孩子，抱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看姚祚塘，又看看林小兰，眼眶很深，有点湿，但没流泪。

“真拿你们没办法，”她说，声音哑哑的，“那就……去看看大轮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