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2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前一天，11国法官进行最后一次预演，中国法官梅汝璈因为座次问题当场脱下法袍，拒绝继续参加预演，这并非影视加工，而是有史料依据的真实事件。
 
争议的关键在于，中国在日本投降签字时位列美国之后、英国之前，按这一顺序，中国法官应坐第二席，但澳大利亚籍庭长韦伯在预演时把中国排到了美、英之后，梅汝璈坚持必须按照受降签字顺序安排，并明确表示，如果不能纠正，他宁可不参加预演并回国辞职，最终法庭恢复了中国应有的席位。
 
 看起来争的是一把椅子，实际争的是中国在战后国际司法体系中的位置，中国经历了长期抗战，是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国之一，如果连审判日本战犯时都不能获得与战胜国身份相匹配的席位，那么中国在法庭内部的话语权和国家尊严都会受到影响。
 
座次只是开始，真正进入判决书起草阶段后，梅汝璈又争取负责日本侵华部分的撰写，新华社资料显示，法庭接受了他的主张，由他负责有关日军侵华内容；相关史料记载，1200多页判决书中，对华侵略部分约占250页，南京大屠杀还被专门列出。
 
东京审判最终历经818次庭审，于1948年11月12日结束，25名被告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人被判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绞刑。
 
梅汝璈后来留下的态度同样值得注意：他反对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算到普通日本人民头上，但也提醒后人，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句话真正体现的不是复仇，而是用法律确认历史、用记忆防止悲剧重演。
 
 本文信息来源于新华社、新华网、人民日报及东京审判相关公开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