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城建部《意见》中指出：“解放初期对国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房产，实行代管，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30多年来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既要考虑历史状况，又要从湾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发，区别情况，妥善处理。”

《意见》明确指出：“有退房任务的单位，要树立全局观点，积极腾退。特别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的，要带头腾退，对拒不腾退的，要严肃处理。”

文件传达下去以后，落实政策办公室很快成了热门单位，来要求落实政策的和询问情况的人，络绎不绝。

王春景回忆，当时第一个前来落实政策的就是黄维。他见到黄维时，就觉得这个老人不俗，个子虽然矮小，但军人气质很浓，黄维说明了来意，王便请他坐下来，向他讲述了有关房产政策文件的内容。

黄维听得十分认真。之后，便把他要求落实的房产在什么地方、面积的大小、房子的来历、房主的姓名等，说得非常详细。讲完之后，黄维很严肃地说：“我之所以要求落实政策，主要是为将来去湾湾做统一祖国工作，准备点谈话的资本。”

王春景曾在陈赓大将手下当过兵，对军事方面很感兴趣。

黄维也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听到陈赓大感意外。王春景向他介绍了陈赓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简要情况，还讲了一些关于陈大将的动人故事。

黄维十分钦佩地说：“陈赓是黄埔一期的，是黄埔著名的三杰之一。这个人很能干，能打仗，是员武将，难得的人才。平时，他很会做工作，广东东征时，他救过蒋的命，校长对他十分器重。后来国共关系破裂，人家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我是和他背道而驰，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路。后来，又成了阶下囚。思想起来，十分惭愧。”

王春景一边忙，一边和黄维继续闲扯。

黄维也来了兴致，说道：在KMT中，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第一个是蒋，他是我的校长，是我的最高长官，他对我有知遇之恩；第二个是陈诚。陈诚对我恩重如山。没有陈诚的重用，我提升得就不会那么快。我20岁当团长，24岁当旅长，27岁当师长，34岁当军长。我当十二兵团司令时，年仅44岁。

王春景不理解，问：“您不骂老蒋，为什么？老蒋那么坏，您还为他卖命，您难道看不出来吗？”

黄维认真地说：“说这些得先抛开政治。就我来说，我认为蒋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平时不吸烟、不吃酒、不跳舞，甚至连茶也不喝，仅喝白开水。蒋对我来说，真是恩重如山，有知遇之恩。我原来的字是‘悟我’，是蒋将‘悟我’改作‘培我’，我理解，‘培我’，乃培养我也，恩人嘛，我怎么能随便骂他呢？

陈诚对我十分厚爱和信任，我被提拔如此之快，首先是陈诚的极力推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于是我就成了陈诚集团的骨干之一。淮海战役时，组建十二兵团，让我当兵团司令，起主要作用的也是陈诚。我与陈诚私交甚好，我不能昧着良心去说陈诚的坏话。当然这要抛开政治。”

谈起淮海战役，黄维提到：“当时还有个很具体的情况，是我被俘后才知道的，就是我的通讯副官是地下党。当时，我的行动命令一发出，对面就知道了，我的部队一举一动，共军那里了如指掌。其原因就是我的通讯副官给对面报信儿。”

根据黄维写的材料所提供的依据，王很快与江苏政协和南京政协取得了联系。很快从档案中找到黄维提供的房地契，署名是黄维的第二位夫人蔡若署。

材料保存得十分完整。按文件规定，经过江苏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认可，南京房管局提出了落实政策的初步方案，专门派了两位同志，携带有关档案材料，进京和王春景他们商议。

经过过研究后，认定：

房子的主人应是黄维。该房弃留期间，已经搬进了好几户人家居住，腾退的难度很大。拟将此房作价，以退款的办法解决落实。由王春景陪同南京房管局的两位同志直接找黄维面谈。

工作进行得很快，工作办齐之后，派专人将退房款送达。黄维拿到退房款后，非常之激动，他首先想到的是为随他在抗战时牺牲的将士们修建一座纪念碑。

黄维在办公室门口专门等王春景：“王同志，我想单独找您谈谈。

我想把这笔钱分成三份：一份为跟随我在抗战时牺牲的将士们修建一座纪念碑；一份给我的老伴留点生活费，她没有亲人，也没有工作，我得对她负责；一份留作能源机作实验用。您看行吗？”

听到这里，王春景非常感动，他告诉黄维，其实这些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钱，你根本不用和我商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花都可以，但是听到你说的这些，我真的由衷的敬佩你。最终，黄维出资修建了纪念碑，以纪念当年一起抗战的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