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外面设立临时书铺，这个风气由来已久。另外如灯市庙会，向例也有书摊。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记云：“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孔尚任作《燕台杂兴》诗，有一首即咏此事：

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

清初北京书铺，大都在广安门内慈仁寺一带，每逢初一月半，往游的人很多，临时增设小摊，比平日更为热闹。慈仁寺又称报国寺，顾炎武曾在寺里借住，朱彝尊、何焯也常出入于此，如今遗址尚在。后来岁朝集市，改在厂甸举行，书摊也随着迁移，逐渐在海王村设肆。到了乾隆年间，李文藻作《琉璃厂书肆记》，提到的书铺有三十几家，已经俨然是一条文化街了。这时正值“四库”开馆，江浙两地贩书的人，每次运载入京，也都在琉璃厂附近驻足。据翁方纲说，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大臣，午后自翰林院回寓，往往带着待查侍校的书单，过海王村，在书店里来回倘徉。有些掌柜乘间找寻门道，结纳权贵，慢慢地气焰熏天起来。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劾宝名斋主人李钟铭，说他招摇撞骗，卖宫鬻爵，带五品冠服，出入宫禁，大概并非虚语。

比这稍早，还有宝文斋一件公案。相传同治年间，五城都堂某甲路过琉璃厂，车盖擦着宝文斋书铺的挂牌，将牌招碰了下来，店伙一哄而出，拦住不放，非要这位都堂大人亲自下车挂好不可，都堂也只得从命。不过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掌柜都如《旧京琐记》所说，宁愿保持一点“书卷气”，学斯文样子，决不肯当面得罪顾客。......

继李文藻之后，缪荃孙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追述自同治丁卯（1867 年）至辛亥革命一段时间内的情形。从书店本身来说，此起彼落，沧海桑田，变化的确很大；但厂桥东西，仍然是图籍集中之地，嫏嬛风光，不减往昔.....二十年后又有人作《琉璃厂书肆三记》，1963 年5 月号的《文物》上，还发表了《四记》......

前年10 月，中国书店自国子监迁至厂甸......去春过海王村，才知公园旧址，重经修葺，中间坐北主楼，放着善本珍籍，左右两厢廊屋，迤逦而南，狭长如双臂平举，室内纵横列架，满眼都是图书，近时处各有圆阁，看书的人可以在这儿休憩......两肆并列，铺面临街，一个叫做翰文斋，一个叫做文奎堂。街上除了原有的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等，又多了这两家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老店，而园内面积，几乎抵得上二十家书铺。一时车马盈门，看上去的确热闹得很。但我觉得真能给琉璃厂带来新气象的，却不是这些刚刚开辟起来的铺面，而是正在铺子里边活动着的人。

他们已经由书贾一变而为书业工作者，重要的不是换了称呼，而是他们自己由衷地感觉到了这个改变的意义。书店的经营方针不同了，本来是为少数藏书家服务的，现在却是为学术服务，为研究工作者服务，为大众的文化需要服务；本来是秉承掌柜的旨意，一切为了赚钱，现在却知道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解放前经常为我送书的书店学徒，合营后重又遇到，不知怎的，对我就像一家人一样，仿佛格外亲热起来......

每到厂甸，常去的两家是曾经刻过《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邃雅斋和补刻了续编的松筠阁，这倒不是因为我对旧铺怀有好感，因此连及书店。邃雅斋如今经营的是“五四”以后的旧书，不过好的很少，浏览一转之后，如果时间许可，自不妨在附近几家出售古书、碑帖或者笺纸的铺子里走走，否则的话，那就往东直奔松筠阁。

松筠阁专营期刊曾有“杂志大王”之称的刘殿文老人，年逾七十，现在是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据说他年轻时常跑西晓市，为人配补期刊，随见随录，辑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稿本十二册，目前每周一次，在店内讲解这方面的目录学。后起的有王中和、刘广振等，王中和新旧版本，都有素养；刘广振是刘殿文老人的儿子，记忆力强，对期刊知道的较多。过去头本不零售，书店准备逐渐配全的刊物不零售，现在如果确知为研究需要，或者顾客手头已有的期数远远地超过于书店所有，也肯破例成全。有些一时不易访求的期刊，书店还能根据多年来售货的线索，代为借用，譬如我要了解外来文艺思潮对“五四”初期文学社团的影响，需要翻检一下绿波社、艺林社、弥洒社、骆驼社、浅草社、白露社、飞鸟社、觱篥社等主办的刊物，就从松筠阁那儿得到了帮助。

至于单行本书，我所需要的大部分得自东安市场。除了厂甸之外，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都有中国书店的分号，兼营着线装古书和“五四”以来的旧书。星期假日，谁如果愿意把时光消磨在里边，慢慢翻检，也常有好书可得。东安市场还经常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先送书至家，由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完全是一种为顾客着想的好办法......

-《书林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