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日本全国搞防灾演习，因为103年前的今天，发生了里氏7.9-8.1级的关东大地震。东京的“大江户博物馆”有专门的展区，介绍这场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让我唏嘘又愤懑的，是灾后中国对日本的援助，和对比灾前后日本对中国的所为。1923年啊，民国十二年，在那之前的，是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占辽东、二十一条。在那之后，是九一八、伪满洲国、卢沟桥、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根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推算，虽然缺乏有效统计，但当时中国因为人口优势，所以经济总量不低。不过，因为长期战乱、小农经济、工业化现代化停滞不前，当时的民国政府存在着严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脱节问题。也就是说，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清末明初的中国或许并不准确，但当时的中国的确是一个经济弱国。而正是这样一个路有死骨、野有饿殍、内忧外患、贫穷落后的中国，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经济远超自己，同时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用武力侵占中国土地和利益、奴役和杀戮中国劳工和百姓的邻国，展现出了——现实主义者看来是愚善的——了不起的人道主义精神。北洋政府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号召和组织下，结合民间力量，对灾后的日本给予了——“我只剩一块饼但也要掰一半给你”式的援助。国库拨款专用、民间发动义捐…政府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海军派两艘军舰满载粮食和物资，第一时间奔赴横滨港救济灾民。上海民间组织“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用招商局的商船往神户运粮赈济，是灾后最早抵日的赈济船只。上海总商会、天津及北京等各大城市迅速成立救灾团体，商界、学生及普通民众纷纷倾囊相助。京剧大师梅兰芳等演艺界人士在多地举办义演，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举办游艺会售票全数捐作日灾急赈。——后来梅兰芳被日军和汪伪政权变相软禁在上海，拒绝配合为“中日亲善”演出，蓄须明志、打伤寒预防针染病时，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心情。中国红十字会派遣救护医队奔赴东京，理事长庄得之和医务长牛惠霖带队，率领30余人、携带两万元现款及十余大箱医药用品，于9月8日从上海乘船赴日。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与日本红十字会合作，在医院内设立病床救治重伤员——近代中国向海外派遣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就是去日本救灾。——后来牛惠霖在一二八事变面对进攻上海日军，要组织设立伤兵医院，从后方支援抗战，我不知道他那时的心情。中国在以德报怨，日本在以怨报德，甚至就在中国的救援队救死扶伤、官民筹款运粮的同时，在日本各地都爆发了针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拘捕、残害和屠杀，称“东瀛惨案”。日本警视厅告诫民众，时为日本“二等公民”的朝鲜人要趁大地震暴动、向水井投毒等，很多日本人因为相信谣言大肆杀戮朝鲜人，并连带将无辜的中国人一并残害。该事件至少造成500-800多名中国劳工死伤和失踪。日本内阁就境内爆发的种族主义虐杀事件，以“深表遗憾”收尾，并狡辩这是民间的“误会”，决定向民国政府支付20万日元“赔偿”。这笔钱你猜最后日本给没给？1923年9月23日，距离关东大地震22天后、当天出版的《民国日报》写道：“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然而被理想所期待的感化并没有发生。至今也没有。我为国人之善唏嘘，我为日人之恶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