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噬痕 《关于妥善化解2018年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严重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建议》
尊敬的院及相关部委领导：
我是一名上世纪90年代末，从贵州大方农村考出来的法学从业者，现居北京，长期关注“三农”问题，撰写过系列相关文章，对农村怀有极深的感情。
因我家人尚在大方农村，且每年平均回家探亲一至两次，能更清晰、连贯、超脱和客观地看待“三农”问题。
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贵州三年脱贫攻坚专项工作，让大方县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进而迈向乡村振兴的新阶段。
但是，因法学从业者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贴身接触过不少纠纷。近十年中，我陆续知悉不少涉“三农”的问题。
以我们村为例，因高速路、铁路穿村而过，砂石厂等企业入驻，在土地林地征战过程中，陆续发生多起村集体和部分村民利益受损的事。
部分村民罔顾农村未承包山地均归村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以土霸山，以土占林，领取本该属于村集体的赔偿款和财政补贴。
为给政府相关部门施压，个别村民持续数十年牵头寻衅滋事，围堵施工方，奉行“多闹多得、少闹少得、不闹不得”以及“法不责众”规则，反复撺掇其他村民群访闹访。
同时，少部分村民还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强行霸占弱势村民的利益利益。甚至为了丁点儿利益，兄弟反目、父子离间、亲戚断交，老死不相往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顶层设计粗糙、调研不周、方案不规范、政策打架等人为原因造成的权属纠纷，在现行农村道德规则弱化的情况下，太多受害者穷尽手段求助无门，在各部门的“守土有责”中卷入权力空转。
今天不仅仅是反映个人家庭遭遇，更是结合亲身经历，就2018年全国土地确权登记遗留的普遍性问题，向国家献言献策。
2018年在不动产权属管理职能即将统一移交至自然资源部门的大背景下，林业管理部门积极行动，但农业农村部门片面追求政绩，仓促推进土地确权工作。
农业农村部门前期调研、试点不足，制度设计没有充分预判农村复杂现实情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偏差，大多数村民甚至部分乡镇干部、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认为这是第三轮土地承包。
更严重的问题是以一场运动式的作秀式的形式工作，严重动摇长期稳定的农村土地政策，人为制造权属纠纷和系统性矛盾。
以贵州省域为例，乡镇没有完备工作方案、没有组建完整工作组，大量确权业务整体外包第三方机构，要求限时完成工作。
这种毫无组织保证的随意工作方式，导致广大农村普遍出现以下情形：第三方代签、伪造村负责人签字；权利人长期在外务工，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家土地、林地被确权登记到他人名下；把国有林场确到个人名下、邻居土地被登记他人、毁林开荒之后，再把被毁坏的林地确权为承包地等诸多乱象。
我家即是如此：我方持有2009年合法林权证，其他村民先行毁林开荒，在2018年土地确权过程中，在我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违法毁林形成的地块错误确权登记到开荒农户名下，形成“一地多证”。
大量矛盾由此产生。这类纠纷的难点在于：林地权属归林草系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归农业农村系统。当出现耕地、林地交叉错登，群众维权就会在林业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乡镇政府之间来回周旋。
地方基层普遍纠错意愿不强，担心纠错牵出大批量历史遗留错证，倾向于压事、拖事。老百姓分不清复杂法律关系，在多个机关夹缝当中维权，普通群众维权无门。
很多老百姓本寄希望行政机关纠错，但行政纠错渠道受阻之后，大量矛盾被推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按照现行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司法解释，部分登记行为作出超过五年，法院将不予立案。很多受害群众之前一直在找行政机关处理，尚未进入诉讼，救济窗口即将关闭。
基于以上原因，大量纠纷又被推到民事诉讼，土地被侵占的农户，还要自行承担诉讼费，耗费大量时间财力，维权代价沉重，极易积累基层社会矛盾。
恳请院领导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林地制度宣传、重视村集体资产管理现状、重视该类历史遗留问题，督促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及各省级人民政府，开展调研评估，出台顶层指导意见：
第一，厘清各部门职责边界，明确的确权登记错误的行政纠错路径，不能简单以证书已颁发拒绝纠错；区分原始权属、在先违法事实与登记行为，不能让毁林开荒等违法行为，通过错误确权获得合法外衣。
第二，针对第三方外包确权带来的程序瑕疵、错登遗留问题，建立可落地的纠错处置机制，不能因历史存量大就搁置群众合理诉求。
第三，健全基层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尽量推动行政途径实质性化解矛盾，减少普通农民被迫诉讼维权的沉重负担，防范基层社会风险。
第四，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田间地头周边的荒山和林地，如未依法承包给农民，则一律归集体所有，不得以土霸占，不得按照以往得逞的做法继续侵害村集体利益。
第五，纠正地方部门存在的现实倾向，即不愿主动撤销当年的确权证书，大量历史错登问题堆积。对于违法毁林的在先行为，不能因为后的确权登记就洗白变成合法，登记错误应当走纠错更正程序，而不是把老百姓挡在救济门外。
我家在贵州大方县就遇到该类典型纠纷，维权近一年，陷入部门权责空转。如果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调研核实一线真实情况，我愿意配合提供全部线索与证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