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用毒气攻下高安城，51师师长王耀武看着满地的国军尸体悲痛欲绝，这时上级命令51师撤退的时候，王耀武坚决不从，他誓死要为死去的51师弟兄们报仇。
1941年3月中旬，日军第11军调动第33师团、第3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0旅团，分几路向赣西北推进。北边打奉新，中路顺着锦江和湘赣公路向高安推进，南边还有部队配合穿插。地面部队前面走，飞机和炮兵在后面压阵。
3月18日前后，高安落入日军手中。
但日军没有停。第34师团继续向上高方向压去，想趁守军后撤之机，把第19集团军的重要力量拉出来打。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这支部队越走越远，逐渐和其他方向的日军拉开了距离。
王耀武指挥的第74军已经等在上高一带。
这支部队下辖第51、第57、第58师，三个师并没有挤在一条防线上。有人守上高正面，有人在锦江南岸牵制日军，还有部队控制官桥、泗溪、石洪桥等通道。打法不是简单守城，而是尽可能把深入的日军拖住。
第51师承担的重要任务，就是卡住南面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使这一路日军不能顺利向北靠拢。如果南北两路日军迅速会合，第74军正面压力会猛增；反过来，只要把南路拖住，中间冒进的第34师团就会越来越孤立。
所以战场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山头刚刚失守，几十分钟后又组织部队往回冲；一个村口白天被炮火打烂，夜里双方又摸黑争夺。很多时候，一块并不起眼的高地，就是几百名官兵一天反复争抢的地方。
3月20日以后，战斗迅速升级。
日军把炮火和航空兵更多集中到官桥、泗溪以及上高外围，试图撕开第74军防线。在部分阵地，日军开始使用毒气。官兵出现剧烈咳嗽、流泪甚至失去行动能力，普通防毒装备根本无法完全解决问题。
到了3月22日至24日，上高正面已经打成了一场消耗战。
日军飞机轮番轰炸，炮兵先砸阵地，步兵紧接着往上冲。中国守军阵地多次易手。最危险的时候，日军已经逼近上高核心区域，可第74军并没有因为局部阵地被突破就整体后撤，而是不断收缩、补位、组织反击。
第74军只要再顶几天，战场外侧的第49军、第70军、第72军等部就能够逐渐靠过来。日军如果不能迅速拿下上高，原本的进攻就会一点点变成孤军深入。
第34师团很快发现，情况不对了。
北路第33师团此前已经回撤，南面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又受到牵制，第34师团自己却冲到了泗溪、官桥一线。中国军队从几个方向压过来，它身后的道路开始受到威胁。
原本向西追击的人，突然要担心怎么往东走。
3月25日，日军第11军不得不命令第33师团重新赶回来接应，又从其他方向调集增援。这样的调兵动作本身就说明，第34师团的处境已经由主动进攻转为设法脱身。
中国军队也随即把重点从守上高改成压缩日军活动范围。
3月26日前后，第74军向泗溪方向反击。官桥周围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日军一面抵挡，一面寻找突围口。此时许多基层部队已经连续作战多日，人员和弹药都在消耗，但谁都明白，真正决定结果的几天已经到了。
3月27日，官桥方向再次出现大量毒气弹。
第74军第58师第173团部分官兵中毒，其中包括营级军官。日军想借毒气和飞机打开退路，而中国军队仍然继续向前压。毒气没有让战斗停止，反而使官桥附近的争夺更加残酷。
在这样的战场上，第51师同样付出了代价。留下姓名的牺牲者中，有51师野战补充团的年轻军官周阳。他带部队守卫阵地，多次负伤仍没有离开，最终牺牲。
3月28日前后，第34师团终于开始向东突围。
这时已经不是日军想不想继续打的问题，而是必须尽快退出包围区域。飞机在头顶掩护，地面部队沿官桥、野市方向撤离。中国军队随后紧追，双方围绕道路、渡口和村镇继续交战。
高安的意义也在此时完全变了。
十天前，日军占领这里，是把它当成继续向上高推进的跳板；十天后，这条路却成了撤退方向上的重要通道。随着外围部队不断追击，日军此前控制的地区开始一个个丢失。
3月31日，高安克复。
随后中国军队继续向奉新等方向推进。到4月上旬，日军基本撤回原来的驻防区域，上高会战结束。日军虽然成功将部分被围部队撤走，却没有实现原先打击赣西北中国军队主力的作战目的。
85年过去，再看这场战役，我认为真正应该记住的，不只是“高安失而复得”这几个字。3月中旬中国军队还在节节承受压力，到3月底已经能够转入追击，这中间没有突然出现什么奇迹，而是正面部队一天一天撑住，侧翼部队一点一点卡住通道，外围兵力再慢慢合拢。日军有更强的航空和炮兵力量，甚至动用了毒气，却仍无法解决孤军深入和各路协同出现问题带来的风险。在我看来，上高会战真正留下的经验很朴素：弱的一方并不是只能挨打，只要没有被第一轮攻势打散，还能维持指挥、抓住对手暴露出来的漏洞，局面就可能发生变化。而那些最终倒在高安、官桥、泗溪和上高外围的普通官兵，才是这种变化能够发生的真正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