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0日，蒋介石在武汉视察部队后，临时起意去了独立第八师。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师长刘春荣赶忙接待，之后领着蒋介石一行人到一团参观。刘万春是一团团长。当时，一团各营连正在操练。
一次没有提前打招呼的视察，最能看出一支部队平时到底是什么样。刘万春下来一看，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到了。师长刘春荣陪在一旁，一行人此前并没有通知第一团。换句话说，眼前这一切不是专门布置出来给人看的，训练场是什么状态，来人看到的就是什么状态。
刘万春原本准备整理军装、集合部队，但现场并没有因此搞出一套复杂仪式。训练继续，他也继续做示范。熟悉器械训练的刘万春上了单杠，倒立、转身、翻杠，一连串动作做下来相当熟练。蒋介石没有急着离开，又叫几名士兵做了几个项目。
这件事后来之所以经常被提起，并不是因为几个单杠动作有多传奇，而是因为蒋介石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团长不是只要求士兵练，自己也跟着练。对于当时正在北伐、部队来源又十分复杂的国民革命军来说，军官能不能真正管住兵、带着兵练，本来就是衡量部队状态的重要方面。
刘万春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早年长期接受军事训练，对体能和器械并不陌生。进入独立第八师以后，他已经是实际带兵的团级军官。这个师原有旧军队背景，北伐期间加入国民革命军，因此从编制到训练，都处在重新整顿的阶段。
所以，1927年武汉训练场上的这一面，与其说是“一个动作换来前程”，不如说是刘万春第一次在最高层面前留下了比较鲜明的个人印象。蒋介石后来曾再次接触刘万春，但刘万春后来的升降，并没有沿着一条笔直的路往上走，其中经历过调职，也经历过失去部队。
1930年前后，他进入旅级军官行列，但不久部队发生变化，刘万春一度回乡。后来他又进入太原绥靖公署系统任职。到了全面抗战时期，他的活动重点逐渐转向绥远，先后担任游击部队旅长、游击区司令、新编骑兵第三师师长等职。
1943年7月，刘万春出任暂编第十七师师长；1944年10月，升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军长是董其武。这时距离武汉那次偶遇，已经过去十七年。如果把他的升迁全部归结为1927年的一次视察，显然解释不了这么长时间里的军队变化和个人经历。
真正让刘万春后半生发生巨大变化的，并不是1927年，而是1949年。这年1月，他出任国民党军第111军军长，7月又兼第九兵团副司令官。随着华北局势变化，绥远地区如何走向和平解决，已经成为摆在当地军政人员面前的现实问题。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绥远实现和平解放。刘万春参加了这次起义。到了12月9日，原第111军在包头地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继续担任军长。一个长期在旧军队体系中任职的将领，由此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军队体系。
但身份变化，不等于旧有关系和旧观念马上消失。1950年，刘万春因秘密联络以及策划叛变等问题受到查处，随后被捕。这个转折说明，他虽然参加了绥远起义，但此后并没有立即完成思想和立场上的彻底转变，他也因此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长期代价。
这也是看待刘万春时最不能绕过去的一段。不能因为他参加过绥远起义，就把此后的严重问题轻描淡写；同样，也不能因为后来犯过错误，就抹掉1949年9月19日确实在起义通电中作出选择这一事实。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样，前后经历并不整齐，很难用一句话概括。
经过长期关押和改造后，刘万春后来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并成为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此后的他更多以亲历者身份回忆过去。几十年前那个站在武汉训练场上翻单杠的年轻团长，这时已经走过北伐、抗战、绥远和平解放以及之后的人生曲折。
再回到1927年1月10日，会发现那一天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蒋介石有没有当场夸刘万春几句话，而在于历史给人的印象和真正决定人生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一次偶遇能让上级记住你，却无法替你决定二十年后的选择。
刘万春后来的人生就是一个例子。年轻时，他靠军事训练和带兵能力在人群中显眼；中年以后，他面对的却已经不是单双杠上的动作，而是一道道有关去留和立场的选择题。1949年9月，他作出了参加绥远起义的决定；1950年，他又因为错误选择受到处理。
因此，武汉训练场这一幕之所以值得写，并不是因为它能包装成一个“受赏识后一路高升”的故事。恰恰相反，它让人看到个人命运有多复杂。1927年的刘万春不会知道，二十二年后自己会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留下名字，更不会知道此后的道路还会出现新的转折。
历史真正耐看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一个人年轻时被谁注意、得到过什么评价，当然会影响人生，但不会决定最终走到哪里。真正拉开人与人距离的，往往是多年以后遇到重大变化时作出的选择。刘万春从武汉训练场走到绥远，前后跨越二十多年，这条路本身，比那几下漂亮的单杠动作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