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废除科举后，各省举人的后续出路，史料里有零散但真实的记录。

1905年，废科举的消息传到山西太原，刘大鹏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了寥寥几行，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说不清楚的茫然。

他当时四十八岁，光绪二十年中举，随后年年备考进京，十年出头没能考中进士。

而这一年，连年复一年去考这件事本身，也没了。

这份日记，后来以《退想斋日记》为名整理出版，成了研究废科举社会影响最常被引用的一手材料之一。

记录的不是大人物，是一个举人如何在变局里一点点找出路、碰壁、再找出路的过程。

废科举不是从天而降。

庚子之乱（1900年）以后，清廷推行新政，科举改革被提上日程。

1901年，朝廷下令废八股、改策论，同时要求各省加速开办学堂。

到1904年，全国已有数千所新式学堂在运转。那几年，读书人圈子里都清楚科举在变，但多数人以为是调整，不会整个废掉。

让这个判断失准的，是日俄战争的结果。

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消息传回，朝野震动，立宪与革新的声音骤然高涨。清廷随即做出判断，其中一项是彻底改变取士方式。

同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上谕颁布，宣布从翌年起，乡、会试"一律停止"。

这一刀，划在了已经拿到举人功名、却还在这套体制里寻出路的人身上。

举人在旧制度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地位逻辑：比秀才高出一截，候补官员的资格明明白白写在规制里，在地方上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家中立得了旗杆。

就算一辈子没能进一步中进士，也有路可走。

地方学官、州县佐贰官、书院山长，都是见过案例的出路。很多举人还靠主持考场、参与阅卷、坐馆教书的副业补贴家用，过得不算难看。

转入新式学堂是走得最顺当的一条。废科举之后，清廷大力扩办学堂，师资缺口极大。

举人的古文功底和讲授经验，短期内很抢手，尤其在县立、府立的初级小学堂里，国文教员的位置被举人占了不少。

只是这条路越往后越难走。

新式学堂的需求从国文蔓延到算术、格致（自然科学）、英文，举人能胜任的那一块越来越边缘。

等到留日归国的学生多起来，学堂的门岗就不再向手持旧功名的人打开了。

刘大鹏试过这条路：废科举之初，他四处打听教职，但能接他的，往往是偏远县城里条件简陋的初级小学堂，且经费时常接续不上，没几年便断了。

另一条路，是继续在官府里找位置。

各地衙门和地方机构仍然需要能写能算的人，旧式幕僚的需求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

部分举人以师爷、文书的身份延续了下去，差事和以前差不多，身份却彻底变了，从候补官员变成了雇员，身段要放低许多。

1912年清廷垮台，民国成立，各省官府大换血，这条路也走到了头。

还有少数人，选择出去。

1905年前后，赴日留学人数急剧上升，其中有一批旧式读书人，包括少数年龄偏轻、家境尚可的举人，他们去日本速成法政、师范一类的短期班，回来再谋差事。

但这在举人里不是常态：1905年时，多数举人已年过三十五，举家出洋的顾虑太多，真正走出去的是少数。

回乡归隐，是走得最多的一条路。

大量举人选择回到县乡，靠田产过日子，或者在乡里做塾师、账房、主持族中事务。

这条路不出彩，但总有个落脚处。

刘大鹏后来也主要走了这条路，加上短期教职和务农，勉强维持生计。他的日记里记过一年夏天收成不好，去镇上找零活，没找到，回来的路上下起了雨，就在路边的一棵树下等雨停。

就这么一句，没有更多了。

在这几条路之外，还有一批人跌进了更难堪的处境。

旧科举制度附带一条产业链：举人可以主持考场、参与阅卷，可以靠指导考生制艺赚取外快。这类副业来源，随着科举废除一起消失。

部分靠它维持体面生计的举人骤然失去了主要收入，短期内陷入困境。

这类情况在地方志里有零散提及，但语焉不详，毕竟陷入困境的人，往往也没有精力和心思记日记。

各省的具体情况，细看差别不小。

江南省份商业发达，转行做商号账房或文书的举人比例更高，有时候靠同乡关系或旧日交情搭上这条线。

西北、西南偏远省份，外部选项稀少，归隐的比例格外高。

刘大鹏在日记里记过一件事，大约发生在1909年前后。他参加了一次乡绅聚会，席间有人聊起某举人的儿子已经赴日读师范，预备回来在新学堂谋职。

刘大鹏写道，听了之后他沉默了很久，什么话也没说。

他没有解释这个沉默是什么意思。前后文能推断出一些：他那时候几番折腾，新旧两端都找不到稳当的落脚处，这种沉默大概是他那几年的常态。

1942年，刘大鹏在太原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他亲历了甲午、戊戌、庚子、废科举、辛亥、民国、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把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动荡都撞上了一遍。


参考来源：
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史稿》卷一百七十四《选举志》，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