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孔庆东曾自豪地说：“对我来说，思想的顶峰是毛主席，戏剧的顶峰是样板戏！老百姓喜欢唱就够了，文艺作品的评价不要扯上其他因素，毕竟吹毛求疵谁不会？能创作出超过样板戏的，再来指手画脚！”笔者认为，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和封建时代的“英雄豪杰”是根本不同的。样板戏中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代表，群众的代表，他们深深地扎根在人民之中。而“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集中塑造英雄人物时，正确阐明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剧中的人民群众的形象，用以衬托英雄人物，表现英雄人物深厚的群众基础。

提起样板戏，舆论场总吵得不可开交，有人说它是刻在一代人骨子里的经典，也有人说它形式刻板、年代久远，早就该被淘汰，北大教授孔庆东那句“戏剧的顶峰是样板戏”，更是常年被拿出来争议。

但吵归吵，一个绕不开的事实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作品依旧在被传唱、被重温，而无数号称大制作、大阵容的当代戏剧作品，却连三五年的生命力都没有。

其实很多对样板戏的批评，都停留在表面形式，没看懂它真正的革新与分量，它从来不是简单的文艺作品，而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立场翻转。

在样板戏出现之前，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角永远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哪怕是民间传颂的英雄好汉，也大多是江湖侠客、忠臣良将，他们的故事要么围绕权力斗争，要么纠结个人恩怨，台下的普通百姓永远是看客，是故事里的背景板，百姓可以敬佩他们、仰望他们，却很难真正共情，因为那并不是自己的人生。

样板戏彻底打破了这个延续千年的格局，它第一次把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放到了舞台最中央的位置，《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就是个在东北跑铁路的普通工人；《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是受尽地主压迫的贫农女儿；《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沙家浜》的阿庆嫂，不过是开茶馆的老板娘。

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超凡的武功，他们站出来抗争，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身边的乡亲能活下去，为了整个阶级能翻身，为了国家能摆脱压迫。

这种英雄叙事的变化，本质是文艺服务对象的变化，以前的戏曲是演给权贵看、演给文人看的，而样板戏是演给老百姓看的——台上站着的，就是台下观众自己的身影。

很多人诟病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觉得是刻意拔高英雄、弱化群众，可这恰恰是最看不懂的地方，“三突出”的核心从来不是把英雄凌驾于群众之上，而是用英雄人物集中承载群众的意志。

就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她的“智斗”从来不是孤胆英雄的个人表演，她背后有沙奶奶这样全力支持革命的普通群众，有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战士，有整个沙家浜的民心所向。

没有这些群众力量托底，阿庆嫂一个茶馆老板娘根本没法和日伪军周旋，同样《白毛女》里喜儿的反抗，也不是一个人的复仇，她背后是整个农民阶级对地主压迫的控诉，是大春这样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觉醒与抗争。

样板戏里的群众角色，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英雄从群众中来，为群众而战，群众是英雄的根，英雄是群众的魂，这种关系本质就是群众史观在文艺创作里的具象化，它讲的从来不是“一个英雄拯救所有人”，而是“所有人的觉醒，造就了英雄，也推动了时代”。

还有人说样板戏形式刻板、旋律单一，可就是这样“刻板”的作品，传唱了一代又一代，老人爱听年轻人翻出来看也觉得热血，原因很简单：真正能打动人的文艺，从来不是靠花哨的技巧和小众的审美，而是靠最朴素的情感和最共通的价值。

样板戏的唱词不晦涩，旋律不复杂，讲的都是中国人最认的道理：有骨气、有担当、讲大义、为大家，它没有无病呻吟的矫情，没有脱离现实的悬浮，每一个故事都来自真实的革命岁月，每一份情感都贴着普通人的家国情怀。

反观当下很多文艺作品，投入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先进，却离普通人越来越远，要么沉溺于小情小爱，要么堆砌华丽的空壳，看着热闹，看完留不下任何东西，而样板戏里那句“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那句“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直到今天听来依旧掷地有声，因为这些话里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精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