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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武举考试考什么内容,录取的武进士在军中实际地位如何? 宋代武进士及第之后,

宋代武举考试考什么内容,录取的武进士在军中实际地位如何?

宋代武进士及第之后,通常要等候差遣。

等候的过程有时长达数月。同期参加文举并高中的进士,朝廷往往更快安排职务,赴任方向相对清晰。武进士的情形不一样。

他刚刚通过了一套从解试、省试到殿试的完整考核程序,拿到的这个头衔,在文武并列的仕途表格里,却经常找不到一个位置能恰好配上他的出身。

裂缝从武举的设计之初就存在。

武举在唐代已有先例。

据《新唐书》记载,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开始设置武举,由兵部主持,考核内容以骑射、步射等武艺为主。

宋代建立之后,初期对武举的态度并不积极。

太祖赵匡胤经历过五代武人乱政,"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宋立国的政治基调就是压低武人在制度上的空间,这个基调在太宗朝继续维持。

武举断断续续地开,有时停办,有时以特科形式举行,没能形成稳定的周期。

真正让宋代武举走向制度化的节点,在仁宗朝。

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正式颁布武经七书,将孙子、吴子、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这七部兵书定为武举考试的法定典籍,参加武举的考生须据此作答策论。

同一时期,武学随之设立,附属于国子监体系,专门为有意参加武举的士人提供学习兵书的场所,由专职教官授课。

武学的设立,给武举增加了一个制度上的前端。

参加武举之前,考生有了官方认可的学习路径,不必完全自学。但武学的规模始终有限,且在其后历朝历代中时设时废,没有稳定下来。

武举考什么,各朝略有调整,但基本框架大致固定在两块。

一块是武艺,以弓箭为核心。步射和马射都要考,对开弓力度和箭支落点有具体要求,省试阶段不达标者无法进入下一环节。

宋代武举并不以举重、举石为主要考核项目,弓马之术才是武艺考核的实质。

另一块是策论。考生须就军事战略、用兵原则、历代战例等题目作文,引用须来自武经七书或其他认可的兵书。

策论的要求,让武举在形式上更靠近文举。能通过武举策论的人,对兵书须有相当程度的阅读积累,纯靠体力走到殿试是不够的。

解试由地方主持,通过者前往京城参加省试,省试通过者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或由皇帝指定大臣代为主持,最终确定武进士名次,赐出身。

这套程序走完,武进士就站在了等候差遣的位置上。

让武进士处境尴尬的,是两层叠在一起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层,宋代"重文轻武"的取向,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里,不只是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

宋代军队最高层面的决策权,在很多时候经由枢密院运转,枢密使一职既可由武人担任,也常由文官担任;地方军事事务,文官监军的制度安排是常规而非例外。

武将的权力在建国之初就被有意裁割,这个格局没有因为武举的存在而改变。武进士拿到的头衔,是在这个格局里找位置,而不是绕开这个格局。

第二层,宋代军队真正的用人逻辑,和武举的选拔逻辑并不吻合。

禁军中的中高级将领,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世代军职家庭,或在历次征战中因战功积累逐步升迁。

在武举之外,宋代军中还有一条平行入仕渠道,荫补:官员或武将子弟通过父祖官职恩荫直接入仕,不须经过考试程序。

荫补者进入军中,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家族的军事人脉和制度积累;武进士身后的,是一张考卷。两者能给予的制度信任,性质本就不同。

武举出身在军中并没有类似文举在文官系统里那样的制度性资历加成。

武进士要在军中获得实质性的指挥权,仍须经过漫长的任职积累,考试成绩在这个过程里权重有限。

有宋一代,能在史料中查到真正留下军事指挥记录的名将,走武举出身这条路的并不多见。

武举的出口和军事指挥的核心岗位之间,始终隔着几道不靠考试成绩能跨过去的门槛。

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对武学和武举有所调整,试图扩大武学规模、整合选拔方式,使武举选拔更贴近军事实际需求。

但变法在元丰、元祐年间几经反复,相关改革难以连贯推进,多数没能稳定落地。

北宋末年,武举仍在运作。

靖康之变打断的,不只是这套考试程序,连带着整个北方的军事建制都在短时间内碎掉了大半。

南宋在临安重建武举之后,考试程序陆续恢复,但面对的军事形势和对武将人才的实际需求,已和百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南宋时期,武举偶有在史料中留名的人物,但多见于地方军政事务或文职位置,担任野战指挥的记录相对少见。

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宋代整套文武权力配置延伸出来的结果。

武举殿试结束之后,新科武进士照例在殿庭集体向皇帝谢恩。仪式和文举高度相似,站的地方也一样庄重。

谢恩完了之后的去向,就不一样了。

参考来源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