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完《史记》后，这部书在汉代并没有立刻广泛流传。

司马迁在给友人任安的那封信里，顺笔提到了这部书将来的下场。

他说，写完了，打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留一份备份在洛阳，另一份藏进深山，等将来有识得此书的人。

这话出自《报任安书》，今收于《汉书·司马迁传》。

措辞平静，意思却说清楚了一件事：写这部书的人，并不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它流传开来。

这个判断，后来的事实基本印证了。

司马迁为什么会落到这步，要从天汉二年那件事说起。那年李陵率军出征匈奴，孤军深入，粮援不继，最终投降，举朝震动。

汉武帝问朝臣的意见，多数人随声附和，跟着骂李陵。

太史令司马迁说了相反的话，替李陵分辩，认为投降是形势所迫，留得性命是为了将来能报效。这话触怒了汉武帝，以诬罔罪下狱，后来依律当处死刑。

司马迁有两条路：出钱赎罪，或者受宫刑以代死。钱拿不出，就受了宫刑。

从此司马迁以腐刑之身继续在宫中任职，《史记》的大部分篇章，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

宫刑的耻辱他不是没有正面写过，《报任安书》里说得相当直白，读来不难体会到那种撑着写下去的心情。但这部书的内容本身，也注定让它在汉武帝在位时无法公开流传。

《史记》里有多处对汉武帝时期政事的评价，措辞未必总是正面的，批评封禅、记述佞臣、叙及汉武帝的某些决策，行文之间藏着太史公自己的判断，与朝廷官方叙述并不完全贴合。

这样一部书，在汉武帝还活着的时候，不可能明目张胆往外传。

司马迁去世的时间，史书没有留下可靠记录，大约在汉昭帝初年前后，具体年份说法不一。他走了，书留在哪里，经谁手保存，史料里没有直接交代。

流传的线索，要到宣帝年间才重新浮出来。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

汉宣帝时期，杨恽在朝为官，官至中郎将，后封侯，算是顺遂。正是通过杨恽，《史记》开始有了向外传播的机会。

《汉书·杨恽传》里记着，杨恽将外祖父的书公之于众，这是史料里能找到的关于《史记》开始流传的较早明确记录。

杨恽后来因另一桩事获罪腰斩，这是汉宣帝时的事。

这个结局和《史记》的流传没有直接关系，但从时间上推算，《史记》大范围向外流通，大约正在汉宣帝到汉元帝这段时期。

书出来了，但出来的不是完整的。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已知有若干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残缺或散佚，后人注家多有记录和讨论，其中褚少孙在西汉晚期补入了部分篇章。

今本《史记》里仍能见到他的补写，通常注明"褚先生曰"以示区别。究竟哪几篇是原文，哪几篇是补入，历代学者有不同考证，细节上争议持续至今。

东汉时期，《史记》已经进入学者的视野，受到认真对待，但也受到认真批评。

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司马迁，肯定了史才，也指出他在是非判断上与儒家圣人之道有所背离。

这条评语说明，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史记》在文人学者中已经是可以拿来讨论的文本了，而不是某处尘封的旧稿。

批评本身，就是流传的证明。

但这个流传，和今天人们理解的"广泛流通"之间，仍有很大距离。

汉代没有印刷，文本靠手抄传播。抄一部一百三十篇的大书，工料和时间的成本不是普通人能承担的，能接触到完整文本的，多是有条件大量藏书的家族或官府。

民间能流通的，更多是单篇或节选，而不是全本。

说《史记》在汉代没有立刻广泛流传，意思就在这里：它确实在传，但传的范围、传的形式，和这部书后来的地位之间，差得很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的传播范围逐渐扩大，注家开始出现，刘宋时的裴骃写《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系统注释之一。

到了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相继完成，合称"三家注"，这个体量的注释工程，说明《史记》在唐代已是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文本。

纸的普及和雕版印刷出现之后，文本的物理传播门槛才算真正降下来。

抄在竹简、木牍或帛书上的那个原本，今天当然找不到了。

流传下来的《史记》文本，是经过历代抄录、校勘、补缺之后的产物，每经一手，就多一重可能的差异。

现代学者校勘《史记》，要比对多种传本，理清异文，处理补入篇章，有时还要借助出土文献做印证，工作量远超只读一遍正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要等到"后世圣人君子"来识得这部书的价值。

这话多少有些苦涩，但从结果看，他等到了，只是等的时间比想象的长。

他死后多少年，书才开始真正有更多人读到，这个数字算起来相当可观，他本人当然不会知道。

参考资料：
《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