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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最后一批庚款留学生归国时,国内已经是民国政府了。 1911年深秋,第三批庚

清末最后一批庚款留学生归国时,国内已经是民国政府了。

1911年深秋,第三批庚款留学生的轮船还在太平洋上。海程漫长,船上消息隔绝,不知陆上风云。等靠上旧金山码头,国内武昌那枪已经响了,各省宣布独立的电报也陆续发出。

这些拿着大清外务部选派文书上路的年轻人,站在美国的土地上,面对着一个一时说不清楚的问题:自己算哪国人,算哪朝子民?

这个问题,接下来要花几年才能得到答案。

庚款这个词,来路并不好讲。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丑条约》随后签订,清廷承担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还,加上利息,总额将近10亿两。

这笔赔款按比例分配给各参战国,俄、德、法、英、美、日等国各分一份。

美国分到的那一份,折算成美元大约在三千万上下。

签约之后数年,美国国内有人开始重新核算庚子年间的实际损失,发现所获赔款与实际损失之间差距相当大。

多出来的这笔钱怎么处置,在华盛顿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讨论。

最终,国会在1908年通过了相关决议,将超额部分退还中国,专款专用,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钱是真的退了,数额约在一千万美元上下。

清廷拿到这笔款项,随即议定了使用方案。

在北京西北郊一块旧皇家园林的地界上,清华学堂被建了起来,专门充作赴美留学的预备培训学校。

这处地方历史上曾属皇室御苑,辗转流变后划拨给新学堂使用。

校舍建成,西式课程排上,聘了外籍教师讲授英文,学生在此强化课业,通过考核方可出国。学堂建成之前,头两批学生已经通过另行安排的考试选出来了。

1909年第一批四十余人率先出发;1910年第二批七十余人随即跟上;1911年第三批六十余人,是清廷主持的最后一届选拔。

名单确定的时候,距离武昌起义不过几个月。

选拔本身并不轻松。考试科目涵盖英文、国文、算学与格致,还要经过体格检查,外省学生需专程进京应考,路费住宿均自理。

能过关的,大多是当时各地新式学堂里拔尖的一批。

他们明白被选上意味着什么样的机会,出发时多数人也知道回来是要替大清效力的。至于"大清"这两个字还能撑多久,1910年前后大概没有几个人认真想过。

武昌起义的消息借由越洋电报传到美国,没用多少天。

那时赴美留学生总数有数百人,分布在东西各地学校。消息传开,同学之间免不了议论,不少人急着给家里去信打听,各自心里都在掂量这件事往后会怎么走。

中国驻美公使馆那头同样陷入了某种尴尬,袁世凯的态度还没明朗,南京的临时政府还未成立,这个馆在名义上代表哪个政权,馆员们心里大概也没底。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当年2月12日,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清廷正式终结。

这批学生手中的文书,抬头还是"大清国外务部",贴着官方印鉴,出发时合法合规,此刻签发机关已经连同那个政权一起不复存在了。

文书还在,人还在,身份的定义从这一天起换了。

1915年前后,最早出发的一批学成归国,第三批里的多数人也陆续踏上了回程。

在美国拿到文凭,换上回程船票,靠港的码头上飘的是五色旗,城里官署门前挂的牌匾换了字,旗帜也换了颜色。

北洋政府在北京当政,局势时有变化。

他们出去时是一个时代,回来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场。

庚款留学的制度,倒没有因为政权更迭而中止。

民国接手机制,继续选人、继续送出去,清华学堂先后改名升格,旗帜和校名换了,经费来源和运作框架基本沿用。

这笔从条约里谈出来的赔款,就这样跨过了帝制王朝的终点,持续运转到了共和年代。

早年在北京负责主持考选工作的清廷官员们,后来各有各的去处,大多与之后的历史走向关系渐远。

当初那批选派文书上签的名字,送出去的是大清的人才储备,回来的,是那个时代没有预料到的另一代人。

参考来源: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1996年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