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租界，中国居民和外国侨民的居住格局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1853年9月，上海县城被小刀会占领，城里局势混乱，大批居民拖家带口往北涌，越过苏州河，钻进了英美两国划定的"租界"地界。

这批人本来不该在那里。

八年前，英国人与上海道台划定英国居留地的章程里，明文规定华人不得在界内置地租房。那块地方原来的设想，是一块专供外国侨民聚居、不与中国居民混杂的区域。

结果一场动乱，几年之内把这个设想彻底改写了。

要把这个格局的来路说清楚，得从1842年往后走一遍。

《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抵埠，与苏松太道台宫慕久商谈划地事宜，1845年确定章程，把黄浦江以西、洋泾浜以北的一块土地辟为英国居留地。

美国人随后在苏州河以北另辟美国居留地，法国在英租界南侧单独划定法国居留地，是在1849年。

三块地方面积都不大，外国侨民陆续抵沪经商，在界内盖了洋行、建了仓库，沿黄浦江一线的滩涂慢慢建起了码头。

华人被挡在界外的局面没维持几年。

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是第一波冲击。

起义军控制县城之后，居民出走，英美租界成了最近的避难处。

外国当局一开始抵制，认为大量华人进入会打破原来的格局，但根本挡不住，房东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租金实实在在。华人涌入这一年就已经成了既成事实。

四五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苏杭一带的地主、商户和士绅大批逃往上海，英法租界再次成了避难目的地。

这一波人口涌入数量更大，也带来了大量资金，租界内地价随即飞涨，建设随之跟上。

为了容纳这批涌入的华人居民，一种新的建筑形式逐渐出现。

早期的石库门里弄，把中国传统合院缩减成紧凑的联排样式，外墙用砖砌成，弄堂整齐排列，一条主弄两侧支弄，每户人家共用同一条弄堂出入。

这个格局既能利用地块，又照顾了当时华人对院落格局的习惯，很快在租界内大量复制。

外国侨民住洋行包建的独栋或花园洋房，华人住里弄，两种居住形态在租界内并存，空间上大致分开，却并非全然隔绝。

隔绝在空间上从来都是相对的，这是这段历史里最值得细看的地方。

国际租界北部靠苏州河一带，早期有不少华人工人聚居，条件简陋，码头和工厂的劳力活集中在那一带。

虹口区域后来被大量日本侨民选为聚居地，日本商号、学校、报馆密布，形成了租界里另一个相对独立的侨民社区。

法租界整体街道较宽、绿化较好，法国本国侨民数量其实并不多，真正多的是俄国人。

1917年革命之后，大批俄国移民辗转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一带聚集，开了面包房、服装店、咖啡馆，把那条街的气质带出了一种夹杂多国风味的特殊调性。

外滩和南京路一带，是整个租界区里外国资本最集中、建筑最正式的地段。

汇丰银行、汇中饭店的楼一字排开，夜间有路灯，白天有电车。

在那一带谋生的华人，多数是在洋行任职的买办、职员或服务人员，居家大多在附近的里弄，身份与那些洋行大班截然不同，但地理上的距离并不远。

华人在人口上的压倒性多数，和外国人在行政上的掌控地位，这两件事长期并存，没有互相解决对方。

英国领事馆和工部局管着国际租界的事务，工部局的董事会长期由外国商人把持。

华人纳税，使用租界内的道路、电话、自来水，却没有选举工部局董事的权利，更不用说进入决策层。

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初已经成为各方都意识到的问题，华人商会和各界代表多次就此交涉，正式调整到1920年代以后才迈出实质步骤。


民国年间，沪上的华人银行家、地产商和买办，有一部分在法租界一带置房安家，洋房的外观，里头的布置却另是一套。

院子里种什么、堂屋摆什么，还是各有各的讲法。

外国侨民和华人上层之间的社会往来在某些场合已经相当寻常，但谁住在哪条街、门牌贴什么样的名字，依然能看出一套不言明的分布规律。

1943年，这一切有了法律层面的终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迫使相关各方重新处置租界问题。

1943年7月，由汪精卫政府与日方签署协议，名义上收回国际租界；8月，汪精卫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代表完成法租界移交手续。

两次交接在文件上宣告了上海租界的终止。

至于这种移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上海居民大概各有各的判断。

那些弄堂里的住户，日常生活没有因为一纸文书立刻改变多少。石库门的门框还是那个门框，弄堂口的老人还是那个老人，街面上的招牌倒是陆续换了几遍。

参考来源：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六卷（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唐振常：《近代上海繁华录》，商务印书馆（香港），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