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的“天炉战法”为什么是日军的克星？因为这套看似笨拙的打法，恰恰命中了日军的死穴，却充分发挥了国军的特长。


1941年12月29日，日军第11军越过汨水后，战场出现了一个危险的变化。
原先这一轮湘北作战主要是牵制第九战区，日军推进至汨水附近，已经接近最初设定的作战范围。阿南惟几却决定继续向长沙追击。

前面的军队还在退，长沙似乎就在眼前，日军最擅长的高速突击正打得顺手。

可从这一刻起，速度开始有了另一面。

日军越往南，离原有补给线越远；湘北道路不断遭到破坏，河流、水网和丘陵又压低了车辆、炮兵的展开效率。更麻烦的是，第九战区那些从正面退下来的部队，并没有全部沿长沙方向一路跑掉，不少兵力转向两翼和侧后。

日军越向南深入，正面的阵地越少，周围能够重新投入战斗的部队反而越多。
薛岳“天炉战法”的锋刃，就藏在这个看上去有些笨拙的过程里。

第九战区没有条件和日军比谁冲得更快。日本陆军在火力、航空支援和战场机动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军队若把重兵死压在新墙河、汨罗江一线，一旦正面被撕开，后撤部队还可能在道路上遭到追击。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已经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方针。

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又暴露出判断、部署和协同上的问题。
几次湘北作战打下来，薛岳越来越明确一件事：不能拿自己的短处去接日军最有力的一拳。

前沿部队承担迟滞和消耗，打到一定程度便向侧翼转移；道路和可供敌军利用的交通条件尽量破坏；长沙则必须守住，给外围兵团留下重新靠拢的时间。

这里没有哪一步很玄妙，每一步反倒都带着风险。

退得过快，会变成真溃退；侧移稍慢，会被日军截住；长沙若迅速失守，外围部队尚未形成压力，整个部署也就失去支点。

所以日军是否深入，只是这个战法的半面。
另一半更难，它要求军队退而不散，散而能聚，还得有人在长沙把突进来的日军牢牢钉住。

1941年12月24日以后，日军连续突破新墙河、汨罗江方向的阵地，进展很快。
第九战区付出了阵地和伤亡，却也换来了纵深。与此同时，原本向南机动的第3、第73、第74、第99军等部陆续回援，第九战区在长沙外围能够投入作战的兵力逐渐增加。日军沿主轴向南猛冲时，两翼并没有被彻底清空。

长沙由第十军固守。1942年1月3日，蒋介石致电李玉堂及守城官兵，把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败直接系于长沙能否长期固守。外围有多少军并不等于已经形成包围，他们还需要时间移动、接敌。长沙如果很快被打穿，外线各部甚至来不及走到位置。

第十军撑住了。
长沙城防继续牵住日军，岳麓山炮兵参加作战，外围军队则从不同方向向战场靠近。此时日军原有的优势已经换了一副模样。它依旧拥有较强火力，部队也没有失去组织，但继续向前，保障距离就会继续增长，侧后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重。

1月3日晚，日军开始准备反转，随后向北撤退。

麻烦在于，退路还是来时那条湘北走廊。南下时凭速度抢到的距离，撤退时一段也省不掉。此前分向两翼保存下来的军队开始截击、侧击和追击。

至1月中旬，双方大体恢复到会战前态势。日军主力没有被关进一个密不透风的口袋，更没有遭到全歼，可长沙保住了，第九战区也取得了一场明确的战役胜利。

第九战区能够依靠的，从来不是机械化和重火力。它手里真正可用的是较大的步兵兵力纵深、熟悉湘北地形的便利、长沙既设防御、外围多支部队能够保存和重新集结的空间，以及地方破路、运输和支前形成的战场条件。

薛岳做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
他没有想办法让军队跑得像日军一样快，而是尽量让日军也快不起来。道路毁坏了，车辆优势便要打折；战线拉长了，补给压力就会上升；前沿没有把主力一次吃掉，越过汨罗江以后，日军身边便始终存在尚未解决的部队。等长沙再把突击部队拖住，原本属于日军的时间优势，就一点点转到了第九战区手中。

当然，这套办法远不是一张百试百灵的药方。

1944年，日军以更大规模、更充分准备再次进攻湖南，第九战区仍能看到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痕迹，长沙最终还是失守了。同一片湘北土地，同样有河川、道路和纵深，却没有再次出现1942年的结局。兵力规模、进攻目的、后续部队和保障准备变了，“天炉”能够利用的条件也随之改变。

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特殊的地方，正是双方强弱被重新摆了一遍。
军队火力弱，便不把全部主力押在第一道阵地；机动慢，便破路、用河川，把对手的速度一并压下来；必须死守的地方缩到长沙这个支点，把更多兵力留在外围。

阿南继续向南推进时，眼前确实是不断后退的军队，可他的身后，也在一公里一公里地拉出一条越来越长、越来越难保护的路。

1942年1月，日军重新退过新墙河。
那只“天炉”没有把第11军烧尽，它做成了另一件更现实的事：让一支习惯凭火力和速度压倒对手的军队，无法一直按照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