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一次大会上，杨显东鼓起勇气批评陈永贵，他说：“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杨显东尖锐地批评说：“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这不是一般的意见不同，而是点了名，指了错。坐在对面的大寨代表当场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认为杨显东是在全盘否定大寨，否定大寨人修梯田、增粮食、靠双手改变面貌的努力。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寨的经验有没有成绩？有，但成绩能不能原样搬到全国各地？

大寨修梯田、改土地，确实留下了鲜明印象，艰苦奋斗的劲头也影响了很多人。可农业不是一套口号，更不是一份工程图纸，山西的土、水、气候和其他地方不同，平原、丘陵、水乡的条件更不同，照着一个样板硬推，结果可能完全两样。

杨显东没有在现场争着提高声音，他把一叠已经磨毛边的笔记推到前面，说这些判断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带着农学会的人，一个村一个村走出来的。
他讲到在大寨看到的情况，山头上的树被砍去修梯田，暴雨一来，黄泥水冲得到处都是，田埂年年垮。这样的工程看起来声势很大，可维护成本也高，农民付出了大量力气，收成却未必跟得上。
他还提到南方水乡，有些地方把好好的鱼塘填掉改种粮食，结果粮食没有种好，鱼也养不成。还有些山区，本来就不适合大规模种粮，却硬要开山造田，投入了大量人力，最后收不了几粒谷子。
农业最怕什么？就是不看条件，什么地方都用同一把尺子。

大寨代表认为，杨显东只看见了问题，没有看见大寨创造的成绩。这个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任何一种经验被推广，往往都有它能解决问题的一面。可真正关键的，不是大寨有没有成绩，而是大寨的做法能不能脱离当地条件，直接变成全国办法。

杨显东的回答很直接，农业要讲实际，平原有平原的种法，水地有水地的安排，丘陵和山区也有各自的路子。农民流了汗，土地却没有给出相应收成，这样的做法就需要重新检查，不能只看场面热闹。
会场里有人轻轻点头，也有人低下头。大家都明白，这些话并不是没人想过，只是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尤其是公开批评一位副总理和一个全国典型，需要承担什么后果，谁心里都清楚。
散会后，有熟人悄悄劝他，说你讲得有道理，可话说得太重，也太容易得罪人。还有人担心，他这样指名批评陈永贵，会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杨显东没有改口，他说，农民在地里受的苦才是真麻烦，搞农业的人明明看见问题，却一句话不说，才是最大的失职。
第二天，果然有人找他谈话，认为他的发言影响不好，要注意团结，最好写个说明，把语气缓和下来。意思已经很清楚，希望他退一步，至少把公开批评收回去。
他拒绝了，说自己讲的是实地调查得到的事实，没有一句假话，这个说明不能写，有什么责任自己承担。
这番话传开后，批评声和支持声一起出现。有人骂他拆台、抹黑典型，也有不少基层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通过写信、捎话表达认同，他们说，自己所在的地方确实出现过类似问题，农民有意见，可一直没人敢把话往上报。
这场争论没有马上改变局面，却让原本被压住的讨论露了头。各地盲目照搬造成的损失，开始通过不同渠道反映上来，关于农业怎样发展，不能只靠运动推动，不能只看表面数字的声音，也慢慢多了。
同一时期，安徽小岗村等地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尝试，也说明基层正在寻找更贴近实际的办法。到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关注点开始更多转向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尊重生产规律。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学大寨的地方都失败了，有些水利、土地治理项目确实留下了作用，问题在于，局部经验被推成统一模式后，效果就可能走样。一个地方能靠集中力量完成的工程，换到另一个地方，可能变成长期负担，这种差别不能靠表态解决。

后来一两年里，报纸上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宣传调子逐渐降低，调查组下到各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被反复强调。农业政策开始更多听取土地本身的反馈，而不是只看干部有没有完成任务。
多年后再看1979年那次发言，它的意义不在于否定大寨，也不在于否定艰苦奋斗，而在于提醒人们，精神可以学习，办法不能照搬，成绩可以肯定，错误也必须承认。

土地不会因为口号改变收成，农民也不会因为一项命令就自动摆脱困难。说到底，农业该走哪条路，还是要看水土，看成本，看产量，更要看农民是不是因此真正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