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山城重庆被嘉陵江潮湿的水汽笼罩，大厦将倾，人心惶惶。65岁的杨森早已做好出逃台湾的打算，他命副官将四箱黄金逐一装好，每箱重达八十斤，这便是他去往海外安身立命的本钱。偌大的杨公馆规矩森严，十余位姨太、三十多名子女，而他最看重的继承人，便是二儿子杨汉烈。

杨汉烈黄埔出身，手握部队，性格温和心软。杨森召见儿子，直言自己次日便要乘机飞往台湾，而杨汉烈必须留下。他递上一张亲笔写就的纸条，上面仅有十字：“若能活命，可投共军。”

杨汉烈接过纸条，内心无比震撼。父亲一生坚决反共，手上沾满进步人士的鲜血，如今却留下这样一句嘱咐。他当即恳求一同赴台，被杨森断然拒绝。在杨森看来，去往台湾，儿子只会成为自己的累赘；留在大陆，手握兵马的杨汉烈尚有一线生机。杨汉烈请求留下一箱黄金安置家人，同样遭到拒绝，杨森直言，黄金留下反而是催命的祸根。

次日凌晨，杨森悄然奔赴白市驿机场。临行前，保密局传来消息，有人告发他暗中与龙云联络，存有投共嫌疑。登机之后，这四箱沉甸甸的黄金，便跟着杨森，离开了他经营二十年的重庆。

抵达台北，杨森很快面见蒋介石。蒋介石早已查清四箱黄金的重量，更得知留给杨汉烈的十字留言，一语道破其中玄机。杨森慌忙辩解，此举是为儿子留活路，也为日后预留后路。这场会面过后，杨森在台湾的余生，自此活在了当局的监视与猜忌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