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的临夏，城里能真正拿枪作战的人，不到700名，城外却聚集了数万名被裹挟或参与叛乱的人员。城市道路被切断，援军还在路上，这场战斗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地方冲突，而是一场守军兵力严重不足的城市防御战。
 
事情并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1949年兰州战役结束后，马步芳、马继援父子逃离西北，马家军旧部有的投降，有的逃散，但残余势力并没有彻底消失。
 
从1949年到1958年，西北一些地方前后发生过几百次大小暴动，参与人数累计超过十万。这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马家军经营多年，又不断把宗教、民族和旧军队关系混在一起利用，部分群众就这样被拉了进去。
 
马步芳逃到中东后，仍和台湾方面保持联系。1952年，他还派信使秘密返回甘肃临夏，试图联络旧部。到了1958年，蒋介石又通过广播不断喊反攻，声称西北仍有国民党力量，等待时机重新起来。
 
真正把事情推向高潮的人，是胡门门宦第六辈教主马国忠。马英、牟德福等旧军官也参与其中，他们打出保教保民的旗号，在半个月内裹挟了96个乡的群众，东乡汪家集一地就聚集了6000多人。
 
有些人拿着早年藏下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也有人只有锄头、菜刀。这里要分清一件事，队伍人数多，不等于每个人都愿意作战，很多普通群众被强行带走，真正掌握武器和组织行动的，主要还是旧军人和骨干分子。
 
1958年夏天，国民党方面在甘南制造声势，解放军主力被调走，临夏防守力量随之变薄。城内只留下第11师炮兵305团团部直属队和一个混编炮兵营，总人数约1100人，能直接投入战斗的不足700人。
 
8月12日，东乡、广河、和政三县交界的山地突然出现大批武装人员。他们抢占19个乡镇的粮站，又炸毁临夏通往兰州的5座桥，临夏很快和外界失去联系。
 
兰州军区接到急报后，命令305团转入城市防御，同时从定西调163团，从天水调134师一个团增援，要求18日前打通道路。命令已经下达，但援军需要时间，临夏能不能守住，得看城里这几百名战士能不能先顶过最危险的几天。
 
8月14日天亮，约4000名叛匪向临夏北关发起冲击。305团把6门76毫米野炮架到城墙上，直接平射，榴霰弹在近距离爆炸，两个小时内打退了第一轮进攻。
 
到了夜里，情况变得更棘手。叛匪把老百姓赶到队伍前面，守军不敢随意开火，他们便借机架梯登城，占领西北角一处碉堡。二营马上组织反冲锋，战士用刺刀和手榴弹逐屋争夺，直到15日凌晨3点才夺回阵地，双方各有80多人伤亡。
 
同一天，叛匪又盯上西川军火库。那里只有一个炮兵连和40名民警，守军靠土墙、弹药箱硬撑。叛匪准备放火烧门，守军引爆预埋炸药包，把门口炸塌，再用122榴弹炮发射两发空爆弹压制谷场，进攻人员最终退到华林沟。
 
这一仗说明，守城一方人数少，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挨打。炮兵阵地、弹药库、桥梁和城门，这些关键节点只要守住，进攻方就很难把人数优势变成突破口。后来一些战争中的城市防御，也常常不是靠全面铺开，而是靠卡住交通和火力要点。
 
8月15日，兰州军区前线指挥所成立，由第一军政委廖汉生统一指挥临夏、定西部队，战术也随之明确下来，先切断叛匪联系，再分割包围，最后逐个歼灭。
 
16日至18日，援军陆续抵达。163团两个营乘汽车沿兰临公路突进，134师400团一个营则坐拉货的铁皮火车赶到临夏南站。城内外兵力对比从原来的约1比6，变成约1比1.2，守军终于有了反击条件。
 
8月17日晚，305团和163团主力兵分三路出击，一路沿洮河两岸夹击，一路堵住华林沟退路，另一路直扑叛匪指挥中心汪家集。到了18日早晨，华林沟的叛匪被压缩在一条长约3公里、宽不到500米的沟里。
 
炮火持续两个小时，步兵随后推进，叛匪主力很快失去组织。战后清点，打死打伤612人，俘获2094人，缴获步枪2700多支，以及轻机枪、迫击炮等武器。305团自身伤亡217人，消耗炮弹800多发、子弹11万多发。
 
8月19日至25日，部队继续清剿残余人员。对于被裹挟、没有严重犯罪的一般群众，政府登记后发给粮食，让他们回家。108名手上沾血的骨干分子被公开审判，其中37人依法被处决。
 
9月1日，甘肃省人委发布公告，宣布临夏地区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蒋介石在台北广播里的反攻口号，曾让马家军残余以为机会来了，可真正的战斗只持续了几天，真正承担后果的也不是远在海峡另一边喊话的人，而是被带进山沟、冲到城墙下的普通群众。
 
这场临夏战事留下的记忆很具体，700名左右的守军，6门野炮，几座被炸断的桥，还有一列运送援军的铁皮火车。它说明一场地方叛乱能闹出多大声势，取决于裹挟了多少人，可最后决定胜负的，仍是组织、火力和能否及时控制交通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