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任刘少奇的秘书，嫁给了刘少奇，离婚后终身未婚，享年101岁

2013年2月14日，北京一位101岁的老人走完了人生。她叫谢飞，原名谢琼香，1913年2月出生于海南文昌。很多人认识她，是因为她曾是刘少奇的妻子和秘书，可这只是她人生中很短的一段经历。

谢飞13岁接触进步思想，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她先后在香港、新加坡、厦门从事地下工作，负责联络、传递信息和掩护同志。这些工作看不见硝烟，却同样危险，一次盘查、一次跟踪，都可能让多年经营的秘密交通线暴露。

1934年，谢飞被调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秘书。同年，她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成为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

长征途中，她和邓颖超、贺子珍等女同志编入干部休养连，既要照料伤病员，也要向沿途群众宣传革命、筹集粮草。翻雪山、过草地，对任何人都是考验，对承担照护任务的女红军来说，压力更重。她们没有因为身份特殊就脱离队伍，反而要在行军、救护和组织工作之间不停切换。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谢飞与刘少奇相识。中央准备派刘少奇前往华北，重建北方局，开辟白区工作。经邓颖超撮合，两人在1935年10月底举行了简朴婚礼，谢琼香也改名为谢飞。

1936年1月，谢飞随刘少奇前往天津、北平，担任他的秘书。那时华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党员随时可能遭到抓捕。她要整理机要文件，传递秘密指令，还要以家属身份作掩护，帮助刘少奇隐藏真实身份。

这份工作到底有多难？表面看是秘书，实际上既要懂组织纪律，又要有应对突发情况的判断力。很多时候，一次普通的出门、一次临时的盘查，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谢飞在华北工作三年，成为刘少奇身边可靠的助手，也经历了地下斗争最紧张的一段岁月。

1938年，二人回到延安，谢飞进入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刘少奇准备前往华中开辟抗日根据地，希望她一同前往。但谢飞并不满足于长期做文书和辅助工作，她更想走进敌后，带兵作战。

两个人都在为革命工作，却有了不同的人生安排。1940年，谢飞奉命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执行任务，返程时遇到日军大规模扫荡，长江航道被封锁，她与刘少奇从此长期失去联系。皖南事变后，南北交通更加困难，双方分别向组织提出离婚申请，婚姻在没有争吵和怨恨的情况下结束。

问题在于，离婚之后，她的人生会不会就此失去方向？谢飞给出的答案很直接，她放下熟悉的文书工作，拿起武器，出任新四军余上独立营政委，带领部队与日伪军周旋，在浙东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当地群众称她为谢政委。

这一步很关键。她不再只是某位领导身边的秘书，也不再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家属，而是独立承担一线工作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她又辗转大连和东北多地，负责地下联络、干部培养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谢飞没有停留在过去的革命资历上。40岁时，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成为国内第一批法学专业研究生之一。对一个经历过长征、地下斗争和抗日战争的老干部来说，重新走进课堂并不轻松，可她还是选择从头学习。

毕业后，她长期从事政法教育工作，曾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公安部咨询委员。新中国早期政法人才培养体系还在起步阶段，她参与培养了不少公安、司法干部，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工作者。

她的人生并不只有荣誉。动荡年代，因为曾与刘少奇共事并结为夫妻，谢飞受到牵连，蒙冤入狱六年。刘少奇专案组曾对她审讯两百余次，要求她编造刘少奇叛变、自首的证词。

谢飞没有改口。她坚持说明自己曾全程陪同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亲眼见过相关情况，不能为了过关而编造历史。1973年，她获释，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全部工作职务。

这种坚持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多年审讯和牢狱压力下，仍然拒绝歪曲事实。也正因为如此，她晚年谈起过去时，很少把重点放在刘少奇前妻这个身份上，更愿意强调自己是走完长征的红军战士，是长期从事政法教育的工作者。

这也说明，革命年代的女性干部并不只有一种人生。有人长期承担后方工作，有人走上教育和行政岗位，谢飞则在不同阶段不断转换角色，从地下交通线走到敌后战场，再走进法学课堂。她没有把婚姻当成终身标签，也没有因为婚姻结束就停止前进。

百岁寿辰时，前来探望的人提到她的革命经历，她依旧思路清楚，反复叮嘱后辈要记住长征精神，坚持实事求是。2013年2月14日，谢飞在北京逝世，之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回头看她的101年，刘少奇秘书和妻子的经历确实重要，却不是全部。真正值得记住的，是她离开这段婚姻后，依然能够在战场上担任政委，在40岁重新求学，在政法教育岗位上坚持多年。

她没有借别人的光环定义自己，而是用一生证明，身份可以改变，信念和担当不会轻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