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名外国婴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出生，可他的父母急于坐船回国，没留下任何身份信息，直接把他丢在了医院。

襁褓中没有姓名，没有国籍证明，只有一张写着出生日期的小纸条。

孩子皮肤白、眼睛蓝，在那个战火不断的年代，这样的外貌既显眼，又让人难以确认身份。护士抱着他四处询问，可始终没人知道他的父母是谁。

孩子哭到声音沙哑，医护人员只能给他喂几口米汤。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撑不了多久。

转机来自一对来医院看病的中国夫妇。丈夫李端甫，是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华北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妻子赵秀珍来自山东。赵秀珍听见婴儿哭声，眼泪一下掉了下来，她没有犹豫太久，就想把孩子抱回家。

护士提醒她，这孩子恐怕养不活。赵秀珍只说了一句，让我看看。

保育室里，婴儿正安静睡着。她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脸，孩子忽然睁开眼睛。就是这一眼，让她下定决心。

李端甫给孩子取名李忆祖，意思是记住祖国，也记住自己脚下的土地。一个外国弃婴，就这样被抱进了北京胡同，成了李家的孩子。

日子并没有马上变得轻松。街坊会围过来看，孩子们也会追着喊难听的话。更麻烦的是，一名德国老太太找上门来，声称孩子可能属于她的同族人，提出带他回德国，还承诺给出优渥生活和财产安排。

条件听起来很诱人，可赵秀珍把孩子护在身后，明确表示，这是我儿子，不给。

她的选择并不只是一次收养决定。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李忆祖一次次面对身份、生活和前途的选择，赵秀珍始终站在他身后。

日本宪兵查户口时，发现赵秀珍抱着一个白人孩子，认定他可能是英美敌侨后代，要求带走盘问。李端甫托了多层关系，花了不少钱，才把孩子救回来。

夫妻俩商量后，把年幼的李忆祖送到山东乡下。这个决定，反而让他真正融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跟姥姥下地，和村里孩子摸鱼捉虾，说一口山东方言，吃着乡村饭菜长大。

抗战胜利后，7岁的李忆祖回到北平上学。后来，李端甫和赵秀珍离婚，1953年李端甫因急病去世，15岁的李忆祖只剩下母亲可以依靠。

亲戚们陆续去了美国和香港，也劝赵秀珍带孩子一起走。有人觉得，李忆祖长着一张外国脸，到了国外也许更容易生活。

赵秀珍没有答应。她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儿子也是中国人，哪里都不去。

为了供孩子读书，她走进街道工厂做工，工资只有几块钱，却省吃俭用，把李忆祖供进北京二中，又送进北京地质学院。这个选择看起来普通，却决定了李忆祖后来的人生方向。

1961年，他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原本可以留在北京地质研究所。那是许多同学羡慕的去处，工作稳定，生活条件也更好。

可李忆祖把分配通知放到母亲面前，说自己想去新疆。

为什么偏偏是新疆？在当时，那里有大片区域等待勘探，许多地下资源还没有被系统摸清。对一个刚毕业的地质专业学生来说，留在北京意味着安稳，去新疆则意味着长期野外工作。

他连续写了两份申请，理由很简单，国家需要有人去寻找地下资源，自己学的就是这个专业。

赵秀珍沉默很久，只说，去吧，妈支持你。

她默默收拾行李，儿子离开后却病了一场。多年以后，李忆祖才知道这件事。那时的他并没有看到母亲的难受，只知道自己背着帆布包，踏上了向西的列车。

他被分到新疆煤田地质局156队。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野外勘探是什么样子。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很多路要靠双脚走，也要骑马、骑毛驴，遇到什么交通方式就用什么。

从吉木乃到青河，从准噶尔盆地到塔里木，李忆祖走遍天山南北。出一次野外，有时就是一年。他参与寻找煤炭资源，填补了新疆地质勘探中的多项空白，同事们渐渐叫他新疆活地图。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地质工作并不只是拿着工具去山里找矿，测绘、取样、记录、判断地层，每一步都要靠长期积累。发现一处资源，也不代表马上能开采，还要继续验证储量和条件。

李忆祖的价值，正是在漫长、重复又辛苦的工作里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他从野外岗位转到156队子校担任校长，后来又去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1998年退休后，他没有完全停下来，而是继续做科普，走进新疆各地学校，授课近千场，听过他讲课的学生达到数十万。

2011年，70多岁的李忆祖还带着摄制组爬上高山悬崖，拍摄地质纪录片。一个曾经被亲生父母丢在医院的孩子，最后把一生写进了新疆的山川和地层里。

有人问他，是否想过寻找亲生父母。

他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也没有强烈愿望。对他而言，血缘无法替代养育，真正让他长大成人的，是赵秀珍和李端甫，是山东乡下的生活，是北京的求学经历，也是新疆几十年的风雨跋涉。

李家其他兄弟姐妹后来移居美国，只有李忆祖留在中国。这里面没有一句口号，只有一次次具体选择，留下，读书，去新疆，继续工作，退休后再去给孩子们讲课。

1938年，他是一个没人知道来处的婴儿。多年以后，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人究竟靠什么确认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