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乘坐吉普车来到35军军部，对门口的守卫说：“我是陈修良，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见我。”

枪口先抬了起来。

那是1949年南京刚解放的日子，35军军部门口，站岗的士兵盯着眼前这个女人，一时没反应过来该怎么办。她穿一件合身的旗袍，外头罩着熨得笔挺的大衣，头发一丝不乱，说话的口气不像求人，倒像是回家。

这种打扮，士兵这些天见得太多了。城里往南逃的官太太，个个都是这副派头。可眼下满城人都在往外跑，她却反着方向，一路开进刚接管的军营大门，这就有点奇怪了。

没证件，没介绍信，什么都没有。她就报了个名字，陈修良，然后说，去通报吧，何克希认识我。

士兵没敢放行，但也没敢硬拦。枪还端着，人已经喊了通讯员进去报信。

这一幕，看着像是查身份，其实是南京地下线和刚进城的部队，第一次真正对上了头。

何克希很快就出来了。见着人，二话不说让士兵让开。陈修良也没客套，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只边角磨旧的牛皮纸信封放到了桌子上。

信封里装的，是南京城里还没撤走的特务据点，一共七处，地址、人数、带头的是谁，写得清清楚楚。

这份东西的分量，不只是能抓几个人那么简单。刚接管一座城市，最怕的就是分不清谁是潜伏的敌人，谁是留下来干活的普通职员，谁是想跑没跑成的可怜虫。看错一个人，轻则放走隐患，重则冤枉了本该留用的人。这份名单，等于替部队省下了大把摸排的时间。

她还提到了警察局档案科一个姓王的科员，是自己人，手里握着户籍底册，早就悄悄做了标记。一本看起来枯燥无用的户籍册子，此刻变成了顺藤摸瓜的关键工具。

真正棘手的，还在后面。

国防部二厅撤走前烧了不少材料，但机要室有个叫老刘的，从灰堆里抢出几页没烧透的纸，埋在后院一棵槐树底下。这件事，陈修良不但知道，还把埋藏的位置画在了纸背面，连那棵槐树往哪个方向歪都标出来了。

这种情报有个特点，它不完整，甚至有点零碎，可它离案发现场太近，说不定藏着一段还没断的线索，一个还没暴露的关系人。比起一份摆在桌面上、看起来完整无缺的档案，它反而更值钱。

陈修良没有把话题停在军事和情报上。她提到市长办公室的秘书李维民，这人没跟着跑，胆子也不大，但水电、粮仓、医院库存、市政这一摊子事，他门清。这样的人，冲锋陷阵未必顶用，可要让新接手的政权尽快摸清一座城市的家底，正需要这种人。

接管一座城，从来不是插上旗子就算完事。粮食怎么发，医院能撑几天，水电哪天能通，原来的人手留谁不留谁，桩桩件件，都得靠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搭把手。

说完这些，她又拿出一把黄铜钥匙。鼓楼四条巷七号，卧室地板底下，藏着这些年接触过的人员名单，还有对每个人背景、把柄、能不能用的判断，都在那儿。

何克希问她，接下来要不要去后方歇一歇。

她拒绝了。

她太熟悉这座城了。哪些铺子背后可能藏着暗哨，哪些电话线还没被剪断，城里还有哪些人在等一个信号，她心里都有数。这些账，没法交给别人接着算，她愿意留下来，把肃清的事跟到底。

危险自然是有的。旧日认得她那张脸的人不在少数。可反过来想，正是这身行头，成了最好的掩护。

一个穿旗袍坐汽车的女人走在街上，敌人多半只会当她是没来得及跑的阔太太。谁能想到，她脑子里装的是布防图，是暗线，是接下来还要把人一个个引到军部去的计划？

临走前，她定下了细节。下午三点，惠民桥东头的老顺兴茶楼碰头，她会把李维民也带过去。那位秘书胆子小，何克希这边去的人得穿便衣，别把人吓跑了。

安排得这么细，说明她心里想的不只是情报真不真，还有对方能不能开口说话，现场安不安全。

走之前，她又补了一句急事。城北监狱还关着十七个自己人，看守跑了，钥匙也没找着，这些人已经饿了三天。

这一句话，把接管工作另一面摆到了明面上。名单可以晚一点核实，档案可以慢慢抢救，可牢里的人正在挨饿，这件事拖不得。何克希当即让侦察连长带上撬锁的工具和一袋馒头，赶了过去。

有人后来把陈修良进出军部这段，简单理解成一种伪装。其实说她把身份、外表、人际关系全都当成了工具，可能更接近事实。

她能在敌人眼皮底下藏住自己，也能在局势翻转的一刻，把手里攒了多年的线索，原原本本交出去。她带来的从来不只是一封信、一把钥匙、几个名字，那是一整张还在运转的情报网。

南京解放，不会因为一份名单就万事大吉。七处据点还没端掉，烧了一半的文件还埋在土里，牢里的十七个人还在等救。这座城市表面上枪声停了，暗地里，还有一堆不显眼的核对和奔走没干完。

后来有士兵忍不住问何克希，这位女同志到底是什么来头。

何克希没多解释，只说了一句：她能在敌人的庆功宴上陪着喝酒，同时把对方口袋里的布防图，一条一条记进脑子里。

这话未必说全了，但点到了陈修良最不一般的地方。她没站在枪林弹雨的正中央，却一直贴着敌人打转。城门一开，她把这些年攥在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亲手交到了真正用得上它们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