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用匕首削铅笔，陈毅一眼发现，老总俯身耳语：这把刀的主人，莫非姓张？
1942年1月，皖东临时军部，李又兰、张爱萍和陈毅都在处理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工作：把会议内容准确记录下来。
抗战时期，军队缺少纸张、印刷设备和稳定的通信条件，一场会议的记录并不是文书上的小事。重要决定要迅速整理，传达到各部队，速记员因此承担着信息保障的任务。李又兰的本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出分量。
华中局党委扩大会持续了半个月。她坐在会场一侧，手中的笔几乎没有停过。发言者语速很快，涉及部队部署、地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普通记录方式很难跟上。李又兰熟悉符号，字迹清楚，散会后还要反复核对，避免遗漏关键内容。

一次工作间隙，她发现自己的露指手套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张爱萍把手套送了回来。这样的交集很短，却让两人有了进一步交谈的机会。张爱萍长期带兵作战，口头报告简明，文章也写得利落，但对速记符号并不熟悉，便向她请教。
“这些符号，真能记下整段话吗？”张爱萍问。
李又兰回答：“熟练以后，记下会议要点不难，关键是不能分神。”

张爱萍没有把这当作闲谈。夜里，他在煤油灯下练习符号，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翻看旧字典和笔记。军队中的文化工作，往往没有专门课堂，能不能学会，全靠挤时间。对一名军事干部来说，掌握这种方法，也意味着处理信息时多了一种手段。
两人的关系并非从这次会议才开始。1938年春节前，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曾发生过一次围绕周恩来等人的紧张场面。李又兰当时在学生队伍中，张爱萍则以参谋身份参与处置。双方一度僵持，后来才认出彼此。那次相识带着政治环境的压力，也让他们对对方的性格和处事方式留下印象。
有意思的是，战争把许多人的身份压缩在同一张地图上。今天是参谋，明天可能要带部队转移；上午整理文件，下午就要赶往河堤或湖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常常不是通过正式介绍建立，而是在一次次共同处理急事中形成。

会议结束后，张爱萍送给李又兰一把匕首和一个银圈。礼物不贵重，却适合当时的生活：匕首可以防身，也能处理行军中的琐事。李又兰没有准备同样的物件，便把自己誊抄的刘少奇《战略与策略》送给他。一本手抄稿，既是工作能力的体现，也带有明确的实用意味。
后来，张爱萍常写来极为简短的信，句子像军用电报，交代行程，也询问她的工作。部队活动范围涉及苏北湖荡、汪朱河堤一带，人员调动频繁，通信很难保证规律。信写得短，并不等于事情简单，几行字里往往包含着对战况和安全的说明。
春末前后，三师移驻军部附近，两人见面的机会多了一些，还留下合影。张爱萍喜欢写作，也有摄影兴趣；李又兰则继续承担记录、整理等工作。军事指挥和文化工作并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会议、文电、宣传和部队行动，本来就彼此相连。

那把匕首也一直在李又兰身边。一次，陈毅军长看见她用匕首削铅笔，注意到刀具并非普通装备，便笑着打趣：“这把刀，是张爱萍送的吧？”李又兰没有多作解释，旁人也听出了其中意思。陈毅的玩笑很短，军营里的气氛却因此松弛了片刻。
战时婚姻受到部队纪律、行军任务和组织程序约束，不是两个人决定后便能立即办理。1942年8月8日，张爱萍和李又兰在营区外围举行了简朴婚礼，陈毅签批了结婚同意书。没有完整的礼服，也没有铺张的宴席，双方按照战时条件完成了必要程序。
那天的环境并不安静，雷声、马蹄声和营地里的动静交织在一起。张爱萍带着批准文件，李又兰身边仍有那把匕首。仪式结束后，两人的身份从战友和同事变为夫妻，接下来仍要面对部队调动与战场任务。婚礼没有改变他们的军人职责，只是在战争秩序中留下了一份正式的生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