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舒同奉命调往北京，出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妻子石澜选择留在西安，没有随他一同赴京。空间的遥远距离，不断放大二人之间长久积累的隔阂，相伴四十年的革命夫妻，婚姻一步步走向破裂。
 
舒同和石澜是1942年在延安结的婚，婚礼简单，粗面馒头当宴席，战争年代，两个人跟着部队转战，石澜怀着身孕也要跟着行军，躲空袭、跑游击，抱着孩子在山路上赶路，什么苦都吃过，那时候环境再凶险，颠沛流离，两个人也没有分开过。
 
建国之后，舒同先后在上海、山东、陕西担任重要职务，石澜既做干部，很多时候还兼任舒同的政治秘书，既是夫妻，又是工作上的搭档。
 
可两个人性格都要强，石澜性子刚烈耿直，习惯用对待工作的方式处理家庭矛盾，家里常常争吵不断，矛盾日积月累，只是被忙碌的工作掩盖住了。
 
七十年代风波过后，两人年纪都大了，本该安度晚年，裂痕却彻底暴露出来，石澜曾经因为家庭矛盾，采取了很不妥当的方式，给组织写控告信，信件辗转落到舒同手上，这件事刺伤了舒同，两人之间的心结就此结死。
 
1978年一人北京、一人西安，物理距离拉开之后，连当面沟通的机会都少了，一开始还互通书信，问候身体近况，慢慢的，信里开始争执辩论，演变成隔着千里的“笔战”，误会越积越深，感情一点点冷却下来。
 
子女们两边来回劝解，可隔着千里，很多话说不透，到1982年，舒同正式提出离婚，已经相伴整整四十年，战火都没能拆散的革命夫妻，走到了要分开的地步。
 
家里的孩子百般劝说，法院也多次出面调解，劝两位老人一把年纪，互相将就，好歹有个伴，但两个人都不肯退让，谁也不愿意再妥协，调解全部无效，最终判决离婚。
 
拿到离婚判决书那一刻，石澜心里五味杂陈，在文书上写下八个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没有激烈的控诉，全是无奈和悲凉。
 
离婚之后，舒同留在北京，1984年，79岁的舒同与老战友王云飞再婚，石澜独自留在西安，后来花三年时间写下《我与舒同四十年》，记录两人半生的经历，字里行间，也反思了自己处理矛盾时的不当之处，只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外人看，他们是共过生死的革命伴侣，闯过枪林弹雨，却没闯过晚年的隔阂，战争年代，生存是第一位，矛盾可以暂时压下去；等到和平晚年，不需要再面对生死考验，性格的冲突、过往的积怨，全都翻了出来。
 
革命夫妻，一同扛得住炮火硝烟，却未必扛得住日常相处里的磕碰，四十年风雨，最终落得劳燕分飞，回想起来，让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