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胡适在老同学家宴上与辜鸿铭相遇。辜鸿铭说：“去年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胡适一时想不出下联，辜鸿铭得意地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

主要信源：（中国作家网——胡适笔下的辜鸿铭）

1917年深秋，北大红楼的走廊里，学生们来来往往，清一色的短发新装。

一个穿枣红马褂、戴瓜皮小帽的老头踱着方步穿行其间，脑后那根细小平黄的辫子像条枯蛇，在短发海洋里无力地晃荡。

学生们侧目窃语，他却浑然不觉。

这个人是辜鸿铭，北大英国文学教授，10岁去苏格兰，17岁考入爱丁堡大学，精通九种语言，拿过文学硕士和工科学位。

一个全盘西化的人，却在辛亥革命后成了北京城最顽固的辫子守护者。

说来可笑，清朝还没倒的时候，他反而是最早剪辫子的。

在欧洲留学时被顽童嘲笑，一怒之下剪了辫子送给英国女友。

后来在新加坡遇到学者马建忠，畅谈三天，才知道中国学问的精妙，痛哭流涕，决意回国做个地道的中国人。

进了张之洞的幕府，他一边办洋务一边从头学四书五经，硬是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儒学打通了。

清朝覆灭前一年，还被赏了文科进士。

所以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万千国人争相剪辫时，辜鸿铭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决定，续辫。

他对一位来访的英国作家说，你看我留着辫发，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

在别人眼里这条辫子是落后的耻辱，在他眼里这是对抗全世界的战旗。

1917年，民国已立六年，辫子早成了反革命的标配。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把水火不容的两类人请进了同一间教室。

一边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要把旧文化砸个稀巴烂的革命者，另一边则是拖着辫子、张口闭口君君臣臣的辜鸿铭。

当时26岁的胡适之留美归来，提倡白话文，被称为文学革命之急先锋。

他在北大讲台上用标准美式英语朗诵荷马史诗时，辜鸿铭在台下冷哼，说这是英国下等人的口音。

辜鸿铭甚至在课堂上讽刺白话文，说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去。

他讽刺新派人物搞改良，说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听说改良，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改良为娼吗。

新派学生们听得怒火中烧，可没有人敢轻视这个老古董。

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这位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的老先生，能用拉丁文作诗，能把论语中庸翻译得让高傲的欧洲人争相抢购。

当西方列强鼓吹霸权主义时，辜鸿铭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向他们指出东方文明才是拯救世界大战的药方。

这种学识上的绝对碾压，让即便最激进的反叛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物。

五四运动那年，北大学生浩浩荡荡走上街头。

辜鸿铭在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痛斥上街的学生是暴徒。

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看到后怒不可遏，冲进辜鸿铭的课堂当面质问。

辜鸿铭脸色铁青，瞪大双眼，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猛地站起来拍着讲台咆哮。

罗家伦起草了正式报告要求校方辞退辜鸿铭，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

可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正忙着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并没有加入痛打落水狗的行列。

哪怕被骂下等人口音，胡适依然保持着对这个敌人的敬意。

1921年一次饭局上两人相遇，辜鸿铭讲起自己如何耍弄搞贿选的政客。

说有人拿400块大洋买他一张选票，他假装答应，拿着钱连夜坐火车跑到天津全花在了一个姑娘身上。

讲完这个故事，辜鸿铭转过头问胡适，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张勋过生日时，辜鸿铭送去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胡适初看以为只是写景，辜鸿铭得意地解释，擎雨盖是清朝的大帽，傲霜枝就是我的这条辫子。

他在拿自己的辫子开涮，既自嘲又自傲。

1923年蔡元培辞职，辜鸿铭的教职也走到尽，他离开北大，生活日渐困顿，但那根辫子直到死都没剪。

1928年他在北平去世，溥仪早被赶出紫禁城，北伐接近尾声，整个中国正在走向统一。

他像一块活化石，躺在了新时代的门槛上。

这根本不只是辫子的故事，那几年新派知识分子对他的态度，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自信。

真正强大的思想革命不惧怕异端，他们敢于把留着辫子的敌人请进课堂。

因为他们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相信自己手里的白话文、科学民主是洪流，谁也挡不住。

在洪流面前可以容忍一块礁石，反正它终将被淹没，这是那个时代的风骨，也是一种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