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被捕后苏联为什么不营救？

02、

苏联对于被捕的谍报人员，一贯以来是积极甚至不惜代价营救的。道理很简单，你不积极营救，以后就没人愿意干了。

比如佐尔格在上海时期参与营救的牛兰夫妇；佐尔格撤出上海后，接替他的华尔顿被捕后同样也是大力营救；等等，这种例子很多。

这些被大力营救的地下谍报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也绝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先说牛兰夫妇案。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邮政信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顺藤摸瓜，找到四川路235号4室牛兰夫妇的住所， 搜出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非常多，以至于《申报》刊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雪上加霜的是，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又供出了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主任。随即，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但是，牛兰夫妇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于是，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搞得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牛兰夫妇他们手中。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指令佐尔格小组搞到牛兰夫妇在国民党手里的确切证据。当时，佐尔格上海小组通过艰苦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路，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便如此，苏军情报部也没有任何犹豫。

佐尔格决定，由张放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张放接受任务后，联系到了国民党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佐尔格接着指示张放，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

张放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 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共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中央苏区，被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二万美金一到，佐尔格就通知张放：“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张放，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张放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

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

然而，佐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特务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不得不将佐尔格、张放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

佐尔格撤回后，莫斯科派约瑟夫·华尔顿来到上海。华尔顿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在华情报网。1935年4月，陆海防被捕，随即叛变。5月初，华尔顿在接头地点被沈醉带军统特务逮捕。被捕后，华尔顿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上海的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 ——“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华尔顿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等著名人士协助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用蒋经国换回了华尔顿。

当时的苏共，对于地下谍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被捕后绝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哪怕铁证如山、叛徒指证，也不能承认，这是进行营救的必要前提。如果承认自己是间谍，甚至供述谍报活动，再进行营救就等于官方承认，必然被对方抓住把柄。贝利亚的儿子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会承认他的谍报人员。

作为资深的地下谍报人员，佐尔格受过相关训练，也参与过营救行动。所以他肯定知道，打死都不开口，就有被营救的可能；一旦开口供述，组织营救出狱的可能就会立即消失。

明知如此，佐尔格为什么会招供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