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八路军旅级干部，建国后却靠开理发店谋生，晚年一直痛悔当年离开部队
1949年春，重庆，段海洲把一把军用剪刀收进木箱，转身在街边支起了理发摊。几年前，他还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的首任司令员；此时，军装、番号和战场，都已离他的日常生活很远。
段海洲1909年出生于河北馆陶一个地主家庭。抗战全面爆发后，冀南平原局势复杂，日军、地方势力和各种武装交错存在。没有现成的正规编制，他便自筹经费，招募乡勇，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乡亲们习惯称之为“段家军”。
这支队伍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1938年前后，华北许多地方都在形成抗日力量，但人员来源、武器装备和指挥关系各不相同。对八路军而言，如何把这些地方队伍纳入统一指挥，既关系作战效率，也关系根据地能否站稳脚跟。

1938年春，陈再道、宋任穷率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南宫、武强以及鲁西北一带的抗日力量开始加速整合。到1938年5月，段家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段海洲任司令员，李聚奎任政委，朱家凯任参谋长。
改编之后，部队并没有立刻变成一支成熟的正规军。不同来源的人员要重新编组，旧有关系要接受新的纪律约束，粮秣和武器也需要统一调配。青年纵队参加了豫北平叛和曲周剿匪等任务，在实战中逐渐磨合，成为冀南抗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7月，邓小平、刘伯承视察青年纵队。那次视察所关注的，不只是部队人数，更包括训练、纪律和作战能力。段海洲有地方带兵经验，能够迅速把队伍拉起来，这是他的长处；而正规军对政治纪律和统一指挥的要求，也给这位地方武装首领提出了新的考验。

真正改变段海洲命运的，并非一场著名战役，而是一场疾病。1938年冬，他患虹膜炎，视力受到影响，不得不请假回乡疗养。抗战时期医疗条件有限，眼疾对一名需要观察战场、处理军务的指挥员来说，绝不是小事。
人在离开部队后，所面对的往往不只有病痛。原有部属对改编的态度、地方关系的牵扯，以及个人对前途的判断，都会在这个阶段集中出现。段海洲最终脱离八路军，交还部分军需物资，转而联系石友三部。关于其中的具体思想变化，现有材料并不完整，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原因。
青年纵队后来由李聚奎等人继续带领。段海洲则进入石友三的军事体系，曾被国民党方面授予少将师长名义，但实际权力有限。1939年至1940年前后，石友三部内部和外部关系持续恶化，石友三最终被高树勋部暗算，原有势力迅速瓦解，段海洲也失去了依托。

有意思的是，离开八路军并没有给段海洲带来稳定的新位置。他不愿参与国民党方面的内战，也不愿接受投降安排，结果逐渐处于政治边缘。对一个曾经掌握部队的军官而言，没有部队、没有明确职务，意味着社会身份和生活来源都发生了变化。
1949年春，段海洲来到重庆，以理发为生。剪刀、推子和镜子，替代了地图、军令和枪械。理发店的日常很具体：招呼客人、收拾工具、计算开销。戎马生涯没有给他留下显赫的晚年职位，反倒使这段普通生活显得格外突兀。

重庆解放后，二野参谋长李达曾设法寻找段海洲，但未能与他见面。多年断裂的战友关系，并没有因为战事结束便自然恢复。直到1984年5月，李聚奎整理资料时发现段海洲的回忆文字，两人才重新取得联系，往来主要依靠书信。
晚年的段海洲在通信中谈到当年的经历，对离开部队一事表现出明显反思。李聚奎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成简单的褒贬判断，而是继续与这位旧日搭档保持联系。战争年代的选择，往往夹杂疾病、派系、误判和现实压力，事后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清楚。
1990年，段海洲病逝于万县，终年81岁。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曾任青年纵队司令员的名字，也包括一段从地方武装、正规军队到普通手艺人的身份转折。那把理发剪刀，见证的是他的晚年生活；而青年纵队的番号，则保留着他在抗战岁月中留下的另一重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