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贵阳，一52岁男子常年晚上被楼下摩托车的轰鸣声炸醒，不堪其扰，心生报复。这次，男子凌晨又遇“炸街”，拿着水果刀下楼找人无果，返回时遇到一19岁辅警和其朋友一前一后骑着摩托车，认定是“炸街”人，伸手拦第一辆，没拦住，在辅警骑着第二辆摩托车朝他冲过来时，男子冲上去边骂边捅刺，一刀、两刀、三刀…，对方连人带车翻倒在地，不幸离世，临死前报了警。男子转头把刀扔进河里，去看了父亲，吃了早餐，被警方抓获。案发后，检察院以故意sha人罪提起公诉，家属索赔413万元。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赔10万元。男子不服，认为对方“炸街”扰民诱发本案，有重大过错，一审判罚过重，遂提起上诉。

据悉，王某是个普通的弱电安装工，妻子几年前查出癌症，两个小孩一个大学一个初中，全靠他微薄收入支撑。

唯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几乎每晚都会响起的摩托车“炸街”声。从2019年开始，每到深夜，总有改装过排气管的摩托车呼啸而过。

王某睡眠本就不好，被吵醒后就睁眼到天亮。他曾多次拨打110和热线投诉，每次消停几天后又卷土重来。

时间久了，他心里憋了一口气，怨恨那些半夜骑摩托车扰民的人。

2025年5月28日晚上，雷女士早早睡下。第二天早上7点醒来，发现丈夫不在家。

8点左右警察敲门，她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中午才回家。下午3点，她得知丈夫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拘了。

归案后王某供述，5月29日凌晨1点左右，他在睡梦中再次被“炸街”声吵醒。迷迷糊糊睡到凌晨2点，又一阵轰鸣传来，这一次他彻底睡不着了。

他从家里翻出一把网购的折叠水果刀揣进兜里，下楼去找那些“炸街”的人。

走到丁字路口，他正准备往回走，两辆摩托车一前一后驶来。他伸手想拦第一辆，没拦住。第二辆朝他驶来，他冲上去，一边骂一边持刀捅向骑车的小伙。

小伙连人带车翻倒，王某扑上去又补了几刀，然后离开。他把刀扔进河里，去看望了父亲，在外面吃早餐时被民警抓获。

被捅的小伙姓付，19岁，是当地某派出所的辅警，家中独子。

当晚他下班后和朋友约好骑车兜风。朋友后来告诉警方，付某的摩托车改装过，排气管声音很大，有点吵。

付某被捅后自己报了警，还打了120，但因伤势过重，不幸死亡。法医鉴定，他身上有十多处创口，胸腹部就有5处。

精神病鉴定显示，王某作案时无精神病，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sha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认为他作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建议判处死刑。

同时，付某父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索赔413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抚养费等。

法庭上，王某当庭表示愿意赔偿，希望从轻处罚。

2026年5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王某死刑立即执行。在民事赔偿方面，法院支持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直接损失共计10万元，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支持范围。

宣判后，王某不服，上诉至省高院，认为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一审量刑过重。

有人翻出自己被“炸街”折磨的经历，说深夜被惊醒时“真想拿砖头砸下去”，王某的行为情有可原。

也有人说，受害人还那么年轻，刚穿上辅警制服不久，家里就他一个儿子。理解王某的愤怒，但绝不能用这种方式解决。刀捅下去那一瞬间，两个家全毁了。

从法律角度，王某的上诉是否有机会改判呢？

《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王某因个人生活压力迁怒于他人，提前准备工具持刀行凶，连续捅刺被害人致命部位，全身创口十余处，手段特别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确实完全符合死刑适用条件。

而王某虽有坦白情节，但结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坦白只是“可以”从轻处罚，并非“必须”从轻。实务中，对于罪行已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通常认定不足以从轻处罚。

同时，王某上诉主张付某存在重大过错，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被害人过错需达到“严重违背法律或社会公德”且与犯罪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程度。

就本案而言，付某深夜骑行改装摩托车确有行政违法，但“骑行并不频繁”，其行为仅构成对噪音管理规定的违反，尚未达到刑法意义上的过错。

此外，《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但经鉴定王某作案时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不具备免罪或减轻处罚的法定事由。

所以，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于法有据。

结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因此，除非本案出现新证据，否则二审改判空间极其有限。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