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是愚蠢，还是糊涂？有人说，西安事变你已经得罪了蒋介石，而且是差点要了蒋介石的命，蒋介石怎么可能放过你？这话问得在理，但问错了顺序。

1936年12月，蒋介石来到西安，要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执行既定军事部署。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说没有取得结果。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两人扣留蒋介石，并与其他将领联名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杨虎城就不可能不知道后果有多重。蒋介石不是普通军政人物，而是当时南京政府最高层的核心人物。采取兵谏，意味着原来的上下级关系已经被打破。事情即使和平收场，也不等于所有矛盾会自动消失。杨虎城从军多年，这样浅显的利害关系，他不可能看不到。
所以，把他后来的遭遇简单解释成“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报复”，其实很难解释他此后的行动。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很快，张学良被扣。这个消息对杨虎城意味着什么，不需要别人提醒：事变虽然结束，参与事变的人却已经开始承担后果。
到了1937年春天，杨虎城的处境越来越明显。4月底，他的军政职务被免去。5月27日，他离开西安前往上海。6月29日，又从上海乘船出洋，名义上前往欧美考察。
这不是一个继续掌握西北军政大权的人会有的行程。
从这一刻开始，杨虎城实际上已经远离原来的部队和权力中心。如果他最在乎的是保存个人安全，那么此时留在海外，无疑比返回国内容易得多。
偏偏就在他出洋之后没几天，局势突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杨虎城人在国外，却坐不住了。他多次联系国内，要求回来参加抗战。最初得到的答复，并不是立即让他回来，而是让他继续在国外考察。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他并非受到紧急召回，也不是不知道国内有人对自己心存戒备。恰恰相反，在是否能够回国的问题上，他已经碰到了阻力。换句话讲，他后来回国，并不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一个毫无风险的保证，而是他自己坚持想回来。
在美国和欧洲活动期间，杨虎城频繁接触华侨、学生和社会人士，谈得最多的话题仍然是抗日。1937年8月，他在欧洲接受采访时，也反复强调团结对外。对他而言，出国考察越来越像一种被迫离开，而不是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到了10月，回国的机会终于出现。
10月29日，杨虎城从法国启程。他一路经亚洲返回，11月26日抵达香港。这个日期尤其值得记住，因为距离他离开上海还不到五个月，距离全面抗战爆发也只有四个多月。
有人劝过他谨慎，这是很正常的。
张学良的处境摆在那里，西安事变留下的旧账也摆在那里。杨虎城甚至已经预想过两种结果：一种是让他重新参加抗战；另一种，则是自己被扣起来。也就是说，在真正进入内地以前，他已经把坏结果考虑到了。
随后，他按通知前往江西，不久就在南昌失去自由。
这一关，就是十二年。
此后，杨虎城被辗转关押在南昌、益阳、贵州息烽和重庆等地。曾经能够直接影响西北军政局势的人，从此与外界隔绝。抗战全面展开后，他想上战场的愿望没有实现；抗战结束后，他仍没有恢复自由。
如果只从个人得失计算，这当然是一笔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代价。
但也正因为如此，杨虎城1937年的回国才成为理解他一生选择的关键。假如他真的完全不懂危险，那么很多事情解释不通：张学良已经被扣，他为什么看不见？自己已经被免职，他为什么看不见？回国途中已经受到监视，他为什么还是继续前行？
这些危险，他不是没有看到，而是没有把它们排在第一位。
到了1949年，国内局势发生根本变化。已经被秘密关押十二年的杨虎城，仍然没有等来自由。9月6日，他与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以及秘书宋绮云一家，在重庆松林坡戴公祠遇害。杨虎城当时55岁，按传统虚岁计算为57岁。
从1936年12月12日到1949年9月6日，差不多十三年。
这十三年如果只截取最后一天，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早知如此，当初何必？可历史没有后来人的上帝视角。1936年的杨虎城面对的是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现实，1937年的杨虎城面对的则是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现实。
西安事变时，他认为国内不能继续这样消耗；被迫出国以后，他仍希望有机会回来；全面抗战开始后，他认为自己是军人，不能长期留在国外。个人安全当然重要，可在他的排序中，没有排到最前面。
2026年，距离西安事变发生已经90年。九十年后的今天再看杨虎城，真正值得琢磨的已经不是一句简单的“聪明”或者“糊涂”。
杨虎城看到了风险，也作过判断。他没有得到自己希望的结局，却留下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行动轨迹：1936年兵谏，1937年失去军职，随后出洋；全面抗战爆发后坚持回国，年底遭到囚禁；十二年后，于1949年9月6日在重庆遇害。

不是等西安事变结束以后，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得罪了谁。恰恰是在知道个人前途已经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他仍一次次把自己的选择放进当时更大的时代局势里。这，才是理解杨虎城后来命运时最不能遗漏的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