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福建莆田的两名初中女生，骑行电动车时看到一位老人骑车摔倒。两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搀扶。没想到老人起身就变了脸，一口咬定是女生撞倒了自己。

监控明明显示双方车辆毫无接触，老人却又改口说是被电动车惊吓所致。随后直接将两名女生起诉到法院，索赔金额高达22万，而实际医疗费仅两万余元。

最终老人虽撤回了诉讼，但两名女生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从此她们再也不敢随意帮助他人，家长也被这场无理纷争折磨得心力交瘁。

无独有偶，山东临沂的王先生带儿子就医途中，遇见倒地老人便伸手相助。结果被老人家属污蔑为肇事者，张口索要3万元赔偿，还威胁要追究刑事责任。

王先生为证明清白，请假十余天四处寻找监控和目击证人。精神压力大到状态恍惚，自己都得去医院治疗。可最终讹诈者只做了口头道歉，没受到任何实质性惩罚。

更令人痛心的是2014年广东的吴伟青事件。他扶起摔倒老人后，反被诬陷索要20万赔偿。即便警方鉴定摩托车无碰撞痕迹，老人家属依旧不依不饶。

最终吴伟青无法承受巨大压力，选择投河自尽以证清白。而那些讹诈他的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责，仿佛这场悲剧从未发生。

江西抚州的骑行博主阿俊，也遭遇了类似的惊魂一刻。他路遇躺在马路中间的老奶奶，好心掉头搀扶至树荫下，却被老人喊住不准走。

老人一口咬定阿俊认得撞她的人，要报警处理。万幸的是，阿俊全程开着运动相机，现场还有不少路人出面作证。老人看完视频露出心虚神色，被赶来的儿子默默带走。

2023年湖南的一起案例，终于让大家看到了转机。女大学生扶起老人并垫付医疗费，反倒被家属索赔5万。监控证实老人系自行摔倒后，法院有了明确判决。

老人儿媳因诬告被拘留，还被判赔偿女大学生6.8万元。这是全国首例讹诈者被依法惩处的典型案例，此后当地同类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

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讹人者几乎零成本。成功就能谋取暴利，失败也能全身而退，最多一句轻飘飘的道歉。

而施救者呢？好心相助却可能惹祸上身。即便最终洗清冤屈，也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精神上的折磨更是难以估量。

一旦无法自证清白，就可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影响个人名誉。这种极不合理的代价差异，形成了恶性循环。

越来越多人遭遇讹诈后，便不敢再轻易伸出援手。而敢于施救的人越少，讹诈者就越发肆意妄为，社会善意被一点点消磨。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恰恰击中了这个痛点。无证据的恶意讹诈，本质上就是利用他人善意谋取私利，与敲诈勒索并无区别。

有人觉得对老人过于严苛，认为他们年纪大、法律意识淡薄。但年龄从来不是逃避责任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践踏他人善意的挡箭牌。

江西抚州那起事件中，老人不仅诬陷施救者，还当着警方的面多次殴打对方。最终也只是因殴打被行政拘留，诬陷讹诈的行为没得到相应处理。

这种从轻处置只会传递错误信号：讹诈无需承担风险。只会让更多人产生侥幸心理，变得越发肆无忌惮。

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早已明确，恶意索赔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北京的苏某在餐馆投放蟑螂索赔，四次索得1663元就被判刑缓刑。

安徽的向某等人，往食品包装里塞异物勒索商家，也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样是恶意索赔，扶人被讹为何要区别对待？

杭州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规定。被救助方主张被救助者撞伤的，需自行承担举证责任，无需施救者自证清白。

这一举措让施救者摆脱了“自证无罪”的困境，也让讹诈者失去了仅凭口头说辞就能讹人的依仗。这种举证责任倒置，值得在全国推广。

我认为，李玫瑾教授的建议不仅必要，还需配套更多措施。除了高额罚款和按敲诈勒索起诉，建立反诬告惩处机制也至关重要。

施救者因被诬告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等，都应有权向讹诈者追偿。同时要将讹诈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增加其违法成本。

警方主动取证核查也不能忽视。很多时候施救者被讹，都是因为没能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事后再找监控证人，往往为时已晚。

警方及时介入勘察现场、调取监控，既能为施救者洗刷冤屈，也能对讹诈者形成有力震慑，杜绝好人蒙冤、恶人逃脱的情况。

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无人敢扶。但事实恰恰相反，只有让讹诈者付出应有代价，才能让更多人放下顾虑。

当做好事不再需要承担被讹诈的风险，当讹人者再也不能逍遥法外，善意才能重新流动起来。社会才能回归本该有的温度。

法律的作用不仅是惩罚犯罪，更要引导向善。用严厉的惩处遏制讹诈乱象，用明确的规则保护施救者，这才是对善意最好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