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留下遗嘱，他要将所有财产都捐给国家，然而妻子却死活不同意，在得知原因后，陈永贵十分自责的修改了遗嘱。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大寨村，从小家里穷，放过牛，种过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带着大寨人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修梯田、搞水利，粮食亩产从三百多斤提到八百多斤，大寨成了全国农业典型，"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传遍全国。
 
1975年，他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依旧保持着农民的样子，白毛巾往头上一扎，粗茶淡饭。1980年，他辞去副总理职务，1983年起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6年3月26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
 
那会儿正是农村大变样的年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从安徽小岗村一点点推开，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给了"名分"，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政社分设，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
 
陈永贵这一辈子信奉的集体化路子，正在被新的政策替代，他本人也已经退下来，心态很平和。
 
临走前陈永贵把家里的事情交代清楚，他这辈子没攒下多少钱，留下的全部积蓄是8300元，这里面还有土改时房子作价给集体的3000来块钱。
 
他跟家人说，这笔钱全部交作党费，算是自己给国家做的最后一点贡献。
 
妻子宋玉林一听就不同意，她不是贪这笔钱，而是家里实在离不开。
 
小儿子陈明亮正准备考大学，家里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全靠这钱撑着。
 
宋玉林对陈永贵说："你全部交了党费，明亮今年上大学怎么办？"
 
陈永贵一听，心里不是滋味，他这辈子最盼的就是陈家出个大学生，自己省了一辈子，不能让儿子因为学费上不了学。
 
他了解家人的实际难处后，修改了遗嘱：留下5000元供儿子上学和家里度日，剩下3000元交作党费。
 
说实话，一个副总理，走的时候家里只有8300元，儿子上大学还得为学费发愁，这在今天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陈永贵不是没钱，是他真的不往自己兜里装。
 
工资大部分交了集体，抽烟是几毛钱一包的低档烟，户口一直留在大寨，连孩子都没跟着沾光。
 
他改遗嘱这件事，谈不上什么"自责"，就是一个老实人临终前把账算明白了：对国家的那份心意要留着，对妻儿的责任也要尽到。
 
1986年的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陈永贵没能看到后来的翻天覆地，但他用这8300元和一份改过的遗嘱，把自己这代人公私分明、恋土重家的底色留了下来。
 
这才是真东西，比任何豪言壮语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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