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绝对不要走美国所设计的城镇化之路。务必要踏踏实实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即为共同富裕，因而要处理好社会再分配的问题。凭借农民卖地来增进消费，这跟卖血去下馆子又有何差异？

城市化，这个几代中国人用来衡量现代生活的重要坐标，为什么竟然会和“卖血”画上等号？

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反城镇化”，而在于反对那种彻底以农民土地为代价、靠出让底线来拉动消费的伪城镇化。

卢麒元的担忧抓住了根本，真正健康的路径应是：工业化先行，为农民创造足够就业机会，人口自然会向城市流动。

可资本主导下的另一路径，则是快刀斩乱麻，先让农民卖地领一笔补偿金进城，表面上把消费带热了，更多的红利流进了少数人和资本的口袋。

农民呢？一次性变现自家积蓄，消费了、花光了，反倒失去了后路。

美国走过这条路，上世纪五十年代，二战刚结束，联邦推动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城市更新运动”，用《住房法》当起跑线，希望通过推土机和拆迁，重塑城市面貌。

表面上看，城市是焕然一新，可大量的普通劳工、少数族裔、低收入人群却被赶出家园，优质地段成了开发商的新乐园。

这几年，白人中产凭借政策倾斜大批流向郊区，中心城区随着高房价与拆迁丧失了活力，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无法留在城市，成了“新贫民”。

资本和开发商拿走了绝大部分土地溢价，公共住房锐减，据美国官方数据，到千禧年，全国共减少二十多万套，底层居民没有归宿，儿童与家庭流浪问题严重。

美国的做法看似用拆迁补偿激活消费，实则“杀鸡取卵”，城市看上去热闹光鲜，却留下满地的社会难题，郊区化、土地资源浪费和社会隔离日益严重。

最后不得不推出“精明增长”运动，强调社区参与、注重公平，但为时已晚。

资本主导的城市化路径，根本问题是只顾土地变现、忽略了社会再平衡，让弱势群体流离失所。

中国底数与美国不同，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近64%，但真正拿到城市户口的不过45%，这意味着还有将近三亿农民只是“城市常住居民”，并没有真正成为市民。

如果粗暴催促农民卖地进城，没有完整的产能接住他们，后果就像美国、拉美一些国家那样：不是进了成片住宅区，而是建出了“新贫民窟”。

卢麒元警觉的，是在产业岗位远未覆盖所有农民前，就让土地出让作为消费引擎。

这不但推高城市房价，还可能挖空农村社会的底子，一夜之间消耗光几代人的家底，拿去消费、盖楼，等风头一过，返乡的农民负债累累，地方财政空转，社会分化加剧。

底层家庭，如果没有土地兜底、没有社保托底，城市化只会制造“流动的贫民”，真正的市民化和中产阶层扩大照旧遥遥无期。

其实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24年，国务院启动《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

这次不是单纯推动城市面积扩张，而是将农民的“市民化”作为自上而下的核心目标。

关键的制度安排，是“三权不退”：农民即便随家庭进了城，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体分红权依然在手。

进城落户不是一笔买卖，不要求交回土地，不做“净身出户”的交易。

具体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规定，承包期内，不许村集体随意收回土地，不得以退出承包为进城条件；宅基地可以出租、入股、自愿回收，集体收入的分红权“人走权依旧在”。

几亿农民，如果暂时在城市站不稳脚、重回家乡依然有地可耕、房可住、分红可拿。

美国土地早已商品化，失地者换来一笔补偿金，全部归入开发商和资本账下；

中国采用了更复杂但更稳妥的制度包容——土地归集体、用途有弹性，农民赚的是土地不断“流转”与产业融合的长期收益，而不仅仅是一次变现。

中国的现代化到底要靠什么？是农民真正的体面转身，把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部分反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让县域经济更有活力。

土地不是唯一筹码，打造本土产业、提升农民技能、完善社会保障，才是可持续的路。

比如浙江桐乡东部的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合作社经营，家门口办厂、入股新产业，孩子读书、老人养老都和城市无缝对接，几乎不见“失地农民进城无以为生”的现象。

不是所有地方都已做到这一点，但方向已逐步明朗——让农民不上“卖血下馆子”的老路，而走产业为基、再分配优先的城镇化。

一些地方早期盲目推行高密度城市扩张，几年后“烂尾楼”林立。

内需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真正的消费与增长，来自公平分配机制。

让普通人特别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家庭，手里有资产、有分红、有能力支配日常生活，这样的内需才是可持续的，也是中国式城镇化的最大底气。

实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不是靠一次次卖地消费、楼市拉动，而是靠提升农民和普通市民的长期收入，给他们体面的生活和发展的通道。

“城镇化”不是目的，是让大家生活更好的路径，走好以人为本、安身立命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守住“三权”底线，是中国式现代化绕不过去的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