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当兵 三

十四岁的小兵

不久之后，冯玉祥的父亲（毓亭公）从天津回到保定，随即带着他的二儿子再次回到大沽口的防区，驻扎在曹头沽、南港、双桥等地。冯玉祥跟随父亲在军中生活，也跟着做一些杂活。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父子两人才返回保定。在这段当兵和做工的期间，种种经历给了冯玉祥三大教训——这些都与他后来的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欺侮压迫中国。他幼年时就亲身遭受了这种痛苦；国家耻辱的打击越沉重，他的爱国心反而越炽热、越坚定。

第二，中国军队软弱无能，彻底腐化，他在这个时候全都知道了；对于军官们喜好嫖娼赌博、勇于私下斗殴、不尽职尽责等恶劣风气，他深感痛恨，因此在他私下里产生了革除陋习、改良军纪的伟大志向。

第三，关于在河南、河北修筑炮台这件事，本来是由李鸿章经手，从德国买了几百门海炮，口径大多在24厘米以上，又花费了官兵们两年的苦工，才建成了各个炮台。等到庚子年（1900年）那一仗，八国联军入侵，这些炮台还没来得及试用一次，竟然全被拆毁了，并且签订条约规定以后永远不准中国再在大沽口设置各种军事防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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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父子起初本是亲身参与修筑炮台苦役的，而后来联军攻入北京，外国列强压迫欺凌我们的国家，他自己也亲历了那种境地。先后两次，刺激特别深，国仇国耻，终身难忘。他一生反帝国主义的巨大决心，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

这一年，保定发生大瘟疫，人民病死的不计其数。官吏于是有了“打瘟神”的举动，命令留守的练军每个哨拨出五十人带五十支枪去从事这项活动。但是冯玉祥所属的那个哨，士兵有的病倒，有的请假，缺席太多，人数不够，长官不得不找很多士兵的亲戚朋友来凑足人数去交差。

冯玉祥的名字本来就在军籍里，更不得不参加。那时，他身材已经长得像成年人一样高大，因此也穿起军服，托着长枪，跟随众人进城去打瘟神了。当时北方社会的军民人等，痛恨外国人的压迫和侵略已经很厉害了，可是人人虽然心里积满了仇恨，却没有机会来表示反抗的行为。

冯玉祥此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却已充满了爱国的热忱了。他趁着很多人拿枪打瘟神、声势汹汹的机会，走到一所外国教堂——美国长老会——附近。一时间，热血沸腾，冲动激起，举起枪向着教堂的木匾连放了几响，来出一口恶气。在今天看来，这虽然是一个无知小子的愚蠢狂妄举动，但这举动却可以反映当时社会心理对于外国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而在冯玉祥个人的一生中，这是爱国热诚的第一次表露。

冯玉祥和营中一个姓刘的士兵成了好朋友。姓刘的本来是不识字的，但因为肯自己用功，日渐进步，居然甚至能读《三国演义》了。他又喜欢写字，常在地上用黄土当作墨汁，挥手“涂鸦”。冯玉祥不时进入营房和他交游，受到他的感动，也走上了好读书、勤练字的门径了。在营里又看见别人打算盘，他的求知欲也被激发起来而发生了学习珠算的兴趣，后来终于学会了。这几件轶事都是他挂名在练军营中的经验。

冯玉祥在他的《自传》中，叙述他的童年生活，有一句毫不避讳的奇语：“我幼时就是一个蠢童罢了。”真的，因为他生在一个无产阶级的贫寒家庭，长在一个孤陋寡闻的农村环境，所交往的都是粗鲁失学的村童，所受的教育只是简单蒙昧的教育——见闻狭窄，知识不多，怎能不长成为一个“蠢童”呢？然而他禀受了父亲的刚直性格和母亲的慈祥心术，在家庭中饱受了严正的道德训育，因而不至于染上社会上骄奢淫逸的恶风陋习，又没有沿袭那个时代浮华颓废的态度思想，竟然养成了一个质朴的、憨直的、孝友的、纯谨的、仁爱的人格，兼储备了一副奋斗的、反抗的、坚毅的、刻苦的、忍耐的、勤恳的能力。等到与军队生活接触，一受国耻的刺激，更燃着爱国的烈火于其充满热血的心窝，后来若是之人格和能力尽情发展于救国救民的单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