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当官26年，连升27次，一次没被贬过。同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个个被贬得七荤八素。他得罪了半个朝廷，凭什么？


民间说起包拯，总爱替他数官阶，说他二十六年连升二十七级，仿佛这位黑脸老爷是坐着八抬大轿，一路顺风顺水飘进了枢密院。


可只要翻开《宋史·包拯传》，滑到至和二年那一页，就能看到一行冷字：他居然也在皇帝手里栽过跟头，而且栽得实实在在。


要说清楚这事，得先提一句那个著名的“二十七年”，从景祐四年包拯正式出知天长县算起，到嘉祐七年他在枢密副使任上咽气，满打满算二十五个年头。


后人给他凑了个整数，说他二十六年换了二十七次岗位。


这个数字大概属实，因为光是《宋史》本传里记着的正式任命，从大理评事、监察御史里行、权知开封府，一路升到给事中、枢密副使，确实密密麻麻盖了满纸官印。


这在“流水的宰相，铁打的台谏”的北宋中期，已经算得上一道奇观。毕竟跟他呼吸着同一口汴河空气的人，没几个这么走运的。


然而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这道看似停不下来的升迁列车，突然刹了一脚。


那一年的春天，包拯正坐在开封府的公堂上翻阅卷宗，一份来自宫里的诏书打破了平静。


诏书说他此前保举的一名官员犯了事，依大宋律令，保举者须负失察之责。于是，他头顶的给事中换成了兵部员外郎，手里的权知开封府换成了出知池州。


诏书送到他手上时，他正捏着朱笔，听到宣旨，那支笔悬在半空停了停，最后还是落了下去。


没有喊冤，没有上疏抗辩，他让书吏收拾了行装，卷起铺盖就出了京城，去长江边上的池州报到。


这次降职，在包拯一生里像块不起眼的补丁，很快就被后来的复起盖住了，可它偏偏是块真补丁，撕不得。


它说明包拯的仕途并非民间传说的金刚不坏身。他也跌倒过，只是跌得比别人轻，爬起来的速度又比别人快。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他也挨过处分，凭什么还能在暗流涌动的朝堂上保全自己，甚至官至副枢密使？看看他那些年得罪的人，答案就更让人困惑。


包拯在御史台的日子里，弹劾奏章写得像雪片，他弹过宰相宋庠，弹过皇亲张尧佐，弹过各路贪官污吏。最出名的一幕发生在金銮殿上。


仁宗皇帝想给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加一个宣徽使的头衔，包拯闻讯，袖子一甩就站了出来。


据说唾沫星子溅到了御案上，仁宗坐在龙椅里，脸涨得通红，几次想插话都插不进去。


最后仁宗摆摆手，把这事搁置了，退朝后，仁宗回宫，张贵妃迎上来问结果，据说皇帝只是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汝知包拯乎？”


可如果因此就说包拯有什么“护身符”，那大概是看漏了。真正的区别，得把他和同时代的另外几个人放在一起看，才能瞧出门道。


范仲淹在庆历四年被赶出中书，贬往邓州，起因是他搞了一套裁撤冗官的方案，那张纸上的名字太多，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的筋骨。


欧阳修跟着写《朋党论》，公开宣称君子以同道为朋，等于把自己绑在了范仲淹的战车上，于是也被贬去滁州，在醉翁亭里喝闷酒。


再晚一些的苏轼，因为诗里的几句话被人抓了辫子，乌台诗案一起，一路向南，越过越苦。


这几位的遭遇，表面看是文字和改革惹的祸，根子上却是北宋政坛最忌讳的两个字：朋党。


包拯聪明就聪明在，他一辈子没写过《朋党论》。


翻开包拯留下的奏议，你很难找到他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系统性论述，他的奏折里只有具体的人名、具体的罪名、具体的律条。


张尧佐不该当宣徽使，是因为他没有功劳；宋庠不该当宰相，是因为他没有建树；某个转运使不该留任，是因为他贪污有据。


包拯像一把手术刀，每一次下刀都瞄准具体的病灶，绝不扩大创面。你查不出他属于哪一派，他的“派”里似乎只有他自己。


政敌想给他扣一顶“朋党”的帽子，翻遍朝野也找不到他的同伙。没有同伙，就没有结党营私的罪名。在北宋，这比什么都重要。


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提，那就是包拯不碰兵权，也极少涉足边境军政，范仲淹当年被贬，多少也与他主持过陕西边事、手握重兵有关。


而包拯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地方民政、监察御史和开封府尹这类职位上。


他清廉到连端州的名砚都不肯多拿一块，政敌想从经济上搞垮他，查来查去，家里只有几箱旧书和几件旧官服。


一个抓不到把柄、拉不到同伙、够不上“朋党”的人，即便皇帝想收拾他，也得另找个由头。


至和二年那次“失察保举”，本质上就是这种技术性的由头，罚过了，事也就了了。


当然，宋仁宗本人的脾气也占了很大分量，仁宗朝是北宋言官最活跃的朝代，皇帝本人对御史的容忍度出奇地高。


这大概就是他那二十六年宦海里，最不起眼也最真实的一条船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