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北大奇人教授辜鸿铭的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是华人，他在欧洲系统学习了文学、哲学、法律，长期浸泡在西方日常生活里。他亲眼见过欧洲在繁华之下的精神漏洞：一战炮火印证了近代西方崇尚扩张、竞争的文明自带破坏性；日常相处中，也体会过西方社会的阶层偏见、人情淡漠。他清楚西方文明有长处，同样有无法解决的精神缺欠，没有把西方神化。

正因为吃透了两套文明，他才有对比的底气。西方重规则、重物质效率，华夏礼乐讲究人情分寸、道德约束、安稳的人伦秩序。见过欧洲的喧嚣与撕裂，他反而看清本土传统文化用来安顿人心的价值。

很多留洋学者也是同理。真正长期旅居海外的人，大多不会一味吹捧西方。生活在异国，要直面异乡的孤独、文化隔阂、地域歧视，能跳出宣传层面看见完整的社会全貌。反倒足不出户的人，只能隔着媒介接收碎片化的光鲜，更容易生出绝对化的向往。

上世纪初的北大，从没踏出过国门的学生，对西方的认知大多来自书本、传闻、舶来商品，看不到完整的西方社会。近代国门洞开，国内战乱贫弱，工业、军备处处落后，大众很容易把一切先进、美好都绑定在欧美身上。他们只看见西方的工业成果、城市样貌，不曾接触西方的阶层矛盾、种族隔阂、物质文明催生的功利与躁动。人很容易用想象美化远方，把本土所有困境归罪于自身文化老旧，继而全盘向往外来体系。这份崇拜建立在信息不全之上，距离催生滤镜。
而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语 ，生长在西方的辜鸿铭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推讲国学，鼓吹儒家伦常，正是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