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军统特工詹长麟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1939年的南京，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战场，也可能是一张铺满酒菜的宴会桌。6月10日晚，日军总领事馆灯火通明，没人想到，酒坛里已经藏进了一场致命袭击。

日本外务省清水次官到访，南京维新政府的要员、日军军官和伪政权人物纷纷到场。军服、西装挤满大厅，敬酒声不断，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一次普通宴席，真正的危险却藏在厨房里。

一个不起眼的中国仆役来回忙碌，端酒、跑腿、听吩咐，几乎没有人留意他。他叫詹长麟，表面上是领事馆里的杂役，暗地里却是军统南京区特工，代号65。

詹长麟在领事馆潜伏了五年。送饭、倒酒、打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活，让他接触到不少日军人员和内部消息，很多情报就是这样悄悄传了出去。

1934年的藏本英明失踪案中，他曾提前送出风声，帮助南京方面及时采取措施。那时的他还只是隐身在人群里传递消息，到了这次宴会，他决定直接把刀递到敌人面前。

行动前一天，行动组长尚振声交给他一只小瓶，里面装着美国制剧毒粉末。计划并不复杂，把毒药混进日军专用的绍兴老酒，目标直指清水次官和领事馆核心人员。

真正动手时，危险才开始显形。詹长麟进入厨房，假装把酒坛拎到灶台边加热，趁厨师和帮工忙着准备饭菜，他迅速打开瓶盖，将粉末倒入酒中，再搅动几下，擦去坛口留下的痕迹。

有人在旁边催问酒热了没有，他只平静地回了一句马上好。手心早已冒汗，心里却清楚，酒一旦送上桌，自己就没有回头路了。

酒坛被抬进宴会厅，清水次官带头举杯，几十名日军和伪政权官员跟着一饮而尽。谁能想到，这杯酒刚刚入腹，宴会就从庆祝变成了死亡现场？

最先倒下的是靠近主桌的一名书记官。他捂着肚子，脸色迅速发青，起初还有人以为他喝多了，没过几分钟，越来越多人出现不适，有人喉咙发紧，有人摔倒，有人痛苦嘶喊，呕吐声和桌椅翻倒声混在一起。

领事馆里顿时乱成一团，翻译大喊叫医生，仆役和军官四处奔跑。詹长麟没有停留，他借着混乱闪进侧廊，从通往后巷的窄门离开，随后与提前等候的哥哥詹长炳会合。

兄弟二人连夜赶往码头，搭上准备好的小船，沿长江向六合方向撤离。也有说法称，詹长麟先在城西废弃柴房换掉侍者衣服，又到秦淮河边茶摊接收纸条，在下关码头附近的大杂院藏了七天，等到新的撤离指令后才离开南京。

这些细节虽然存在不同说法，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没有回家，也没有走熟悉的大路。日军发现中毒后迅速封锁南京，巡逻队和便衣堵住街口，见到中国人就盘问，詹氏兄弟只能在六合农村躲藏，靠亲戚和地下交通线接应，后来辗转逃到浙江。

宴会最后造成两名日本领事馆书记官死亡，几十名日本官员和伪政权头目被送进医院，有人抢救回来，有人留下后遗症。日军内部一下子人人自危，连端起酒杯都要盯着杯底检查，领事馆厨房和仆役全部更换，防范规矩也增加了许多。

更让日军难堪的是，他们始终没能抓到真正的下手者，却抓走了一批无辜中国人。一个潜伏多年的仆役，竟然在他们眼皮底下完成投毒，又从戒严南京逃了出去，这种打击不只是伤亡，更是对日伪控制体系的嘲弄。

有人后来问詹长麟，难道不怕被抓吗？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认为亲人和同胞死得太惨，总得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

那一晚之后，南京领事馆的酒桌再也恢复不了原来的轻松，而詹长麟也从一名沉默的杂役，变成了日军最想找到、却始终没有找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