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97年，大宋皇帝寝宫内，宋太宗赵光义刚刚断气，尸身余温尚存。坐在榻边的李皇后擦干眼泪，突然对众人宣布：“皇上驾崩，立长子赵元佐即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皇帝一死，宫里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哭声，而是那段没人能马上作主的空当。谁先把消息送出去，谁先控制传话的人，谁先让百官看见新的皇帝，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宋太宗死在万岁殿，北宋的皇位交接便卡在了这个关口。
摆在李皇后面前的赵元佐，确实是太宗长子。他年轻时聪明敏捷，长相也像父亲，曾被封为楚王，一度很受宠爱。若只按年龄排，他站在几个兄弟前面，可皇位继承从来不只是数年纪。
赵元佐的人生早已拐了弯。秦王赵廷美被贬后，他曾极力替叔父求情。赵廷美死后，赵元佐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行为逐渐失控。雍熙二年重阳节，其他皇子入宫赴宴，他因病后初愈没有参加，听说兄弟们都去了，心中愤恨，饮酒后纵火烧了自己的宫院。
太宗盛怒之下，把赵元佐废为庶人，准备送往均州。后来百官接连求情，他才被留在京城南宫居住。这个处理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赵元佐仍是皇子，却不再是正常的继承人。此后十多年，他没有重新获得储君身份。
次子赵元僖原本更接近皇位。他做过开封尹，地位十分显眼，却在淳化三年突然病逝。长子被废，次子早亡，太宗晚年的储位问题越拖越紧。到了淳化五年，他让第三子赵元侃出任开封尹，进封寿王，开始承担京城政务。
至道元年八月，赵元侃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并改名赵恒。这场册立不是一句私下嘱咐，而是公开颁诏、大赦天下，朝廷内外都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唐朝末年以来，中原长期战乱，正式举行立储礼已经中断近百年。太宗恢复这套程序，就是要把继承人提前摆到明面上。
赵恒当太子后，继续管理开封府，李至、李沆等大臣负责辅导。他处理诉讼颇受太宗认可，见老师和宾客也很谦恭。换句话说，在太宗去世前两年，赵恒已经有了太子的名分、办事经历和一套辅佐班子，继位道路本来铺得很清楚。
可越是清楚的安排，越有人想从最后一道缝里改掉它。太宗病重时，宣政使王继恩暗中联络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准备扶赵元佐上位。王继恩身处宫禁，能接触皇帝病情，也能传递内外消息，这才是局面真正危险的地方。
太宗去世后，李皇后让王继恩去召宰相吕端。吕端没有急着跟他进宫，而是察觉其中有变，设法把王继恩引进书阁，随即锁门看守。没有刀兵，也没有满殿喊杀，他只做了一件非常实际的事：先让最能串联宫内外的人失去行动能力。
等吕端进入内廷，李皇后把“立嗣以长”摆了出来。吕端的回答没有绕弯：先帝早已立下太子，就是为了应对今天，不能在皇帝刚去世时另生议论。李皇后听后没有继续坚持，赵恒随即被迎到太宗灵柩前即皇帝位。
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新帝隔着帘子接见群臣时，别人准备下拜，吕端却站着不动。他要求把帘子卷起来，亲自登阶看清里面坐的人，确认确实是赵恒，才退下来带领百官叩拜。
这个动作看着有些冒犯，其实是在堵最后一个漏洞。宫中消息混乱，百官隔帘而拜，一旦有人冒名传令，事后便很难说清。吕端必须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拜的是先帝册立的太子，而不是一道来路不明的宫中口信。
赵恒登基后，没有马上把所有人都卷入大案。直到五月，朝廷才处理王继恩、李昌龄和胡旦。王继恩被降职安置均州，李昌龄被贬，胡旦被除名流放。六月，赵元佐又恢复楚王封号。这一放一收表明，朝廷惩办的是破坏继位秩序的人，并未把赵元佐当成必须除掉的对手。
很多人记住吕端，是因为太宗那句“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真正放回这场交接里看，所谓“大事不糊涂”，不是靠胆子大，更不是临场喊几句狠话，而是能在人人都紧张的时候，迅速分清什么最重要。
我认为，这件事最值得细看的地方，是北宋已经开始用公开册立、百官见证和宰相主持来约束皇位交接。制度当然挡不住所有野心，但能让临时改口付出更大代价。吕端之所以能扭转局面，不只是他个人果断，更因为赵恒的太子身份早已被天下承认。没有这层名分，他锁住一个王继恩，也未必锁得住整座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