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刘小勇考上大学。临走前夜，17岁王爱娟含泪解开衣扣：“小勇哥，你要了我吧！”刘小勇却制止了她：“傻瓜，乖乖等我回来，毕业就娶你！”谁料，这一等就是五年。

黄土高坡上的庄稼刚刚收进窑洞旁的粮仓，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生产队的大喇叭却突然响了起来。

“大队知青刘小勇同志，今年参加高考，被大学录取了！”

这一句话像一块石头落进平静的水面，整个后郭家塬村一下子热闹起来。

1977年的冬天来得早，可后郭家塬的热乎劲儿比过大年还猛。全国五百七十万考生抢二十七万多个名额，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这种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用村里老人的话说，祖坟上真得冒青烟。

灶台前正帮刘小勇收拾行装的王爱娟，听到大喇叭那一嗓子，手里的鏊子“咣当”一声掉进柴灰里。她顾不上烫，眼泪先砸了下来。那年她才十七，两条黑亮的辫子搭在花棉袄上，心里头却比谁都清楚：这个北京来的知青，真的要走了。

其实离村前那一夜的事，村里没人知道。王爱娟把刘小勇约到打谷场边的麦草垛后头，脸憋得通红，一双手哆嗦着去解棉袄扣子，声音压得极低：“小勇哥，你要了我吧，好歹留个念想。”十七岁的姑娘不懂什么迂回战术，只觉得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这根线就断不了。

刘小勇当时血气方刚，可硬是把那股劲儿压住了，笨手笨脚替她把扣子一颗颗系回去，呼出的白气喷在她额头上：“傻女子，我要光明正大娶你。等我四年，毕了业咱就办喜事，你乖乖的。”王爱娟咬着嘴唇使劲点头，把那句承诺当成了比天还大的字据。

谁也没料到，这一等，就是扎扎实实的五年。

刘小勇揣着录取通知书坐上去北京的卡车时，王爱娟追着土路跑了二里地，直到车尾扬起的黄尘把她整个人裹成一尊泥塑。

到了大学，刘小勇才发现，同班同学里从十八岁到三十多岁全有，自己这个老插青不算稀奇。宿舍里有人晚上说梦话背公式，图书馆的座位要靠抢，那股子要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劲头，弥漫在整个校园。但他雷打不动，每月一封信念给王爱娟。

王爱娟不识字，每回都揣着信跑三里地找村里上过高小的秀芳念。信里没啥花哨话，无非是“食堂馒头管够”“我又考了个优”“你别累着”，可每回念完，王爱娟都让秀芳念第二遍，然后把信纸叠得方方正正，压在自己炕席底下。

日子一久，村里的风凉话就多起来了。“人家现在是天子脚下的大学生，啥样姑娘见不着？能回来娶个柴火妞？”“女子，你莫傻了，肉包子打狗还有个声响哩。”王爱娟爹妈也坐不住，托媒人给她说了几门亲，她都把门一摔，闷头纳鞋底。

她始终记得麦草垛后面那个夜晚，刘小勇系扣子时手抖得不成样子，那不是一个要当陈世美的人能干出来的事。

四年苦读，刘小勇毕了业，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主动申请分回省城，进了一家国营机械厂当技术员。他当天就给王爱娟写信：“收拾收拾，我来接你。”可真到跑手续的时候，两个人才知道啥叫铜墙铁壁。

一个农村户口要迁进省城，得有接收单位、落户指标、直系亲属证明，偏偏俩人还没领证，连申请的由头都不硬。刘小勇这头急得嘴角起泡，求厂里、跑公社、磨嘴皮子，那点工资除去吃饭全搭在了来回的汽车票上。王爱娟那边呢，在村口老槐树下不知站了多少回，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

转机是磨出来的。随着国家逐步着手解决知青遗留问题，针对长期分居的知青配偶，户口“农转非”的口子终于松了一丝缝儿。刘小勇抓着这线光亮不放，以“下乡期间确定恋爱关系，多年两地分居”为由，总算磨来了厂里的证明和派出所的特批。王爱娟揣着那张薄薄的户口迁移证，觉得比磨盘还沉。

1983年开春，在省城那间十二平米的单位宿舍里，刘小勇和王爱娟贴上了大红喜字。没有车队和宴席，只炒了几个菜，请了两个最要好的工友。

王爱娟穿了一件崭新的红格子褂，辫子盘了起来，刘小勇握着她那双比从前粗糙了不少的手，眼圈泛红：“说了毕业就娶你，迟了一年，怪我。”王爱娟笑着摇头，眼泪却吧嗒吧嗒掉在交握的手背上。

这一年她二十二岁，距离十七岁那个解开棉袄扣子的夜晚，刚好过去五年多一点。那个年代，一句承诺没有什么钻戒、协议和法律条文做担保，但一个男人系回去的扣子和一个女人纳好的几十双鞋底，比什么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