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北京榆钱胡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登门，掏出一张日本正金银行面值200万元的支票，笑眯眯地递过去。只要杜心五点头，"华北自治政府主席"的位子就是他的。

屋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西洋挂钟滴答作响。六十六岁的杜心五靠在紫檀木太师椅上，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伸出两根手指，捏起那张薄纸。这张纸，在北平城能买下半条街。

"刺啦"一声。

两百万变成了两半，又变成了四半、八半。纸屑像雪片，扬在土肥原那张还挂着笑的圆脸上。

"拿走。"杜心五端起青花茶碗，撇了撇浮叶，"老夫嫌脏。"

土肥原脸上的横肉抽动两下，把火气压了下去。

他站起身，拍掉肩头的纸屑，深深鞠一躬，转身出门。

不到半小时，榆钱胡同南北两头就多出几十个黑褂子暗探，悄无声息地围了上来。

门禁森严，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潜台词很明白：不当华北的主席，就留在北平当个死人。

杜心五把家人先送去了上海，身边只留一个徒弟，朱国祯。

表面上，他装出认命的样子，天天在院子里喝酒，大门都不迈出去。

朱国祯看不下去，压低声音问："师父，难道真就这么算了？"杜心五眼皮没抬，慢悠悠倒了杯酒："看。"

暗探们盯了几天，见这老头儿一副废人样，除了喝酒就是睡觉，防备渐渐松了。

深夜，几个青帮弟子摸进院子接应，杜心五抄起剃刀，把那把出了名的长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煤灰往脸上一抹，工装一套，他钻进火车站的人堆里，成了车厢里的司炉工。

汽笛一响，火车拉着他，趁夜色出了北平城。

第二天，日本特务破门而入，茶碗里的水早凉透了。

正堂墙上，只留一副对联："祖国沉沦堪痛哭，同胞应起拯危亡。"横批四个字：还我河山。

土肥原在中国摸爬滚打半辈子，肯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开两百万天价，这笔账他算得很精。

华北五省要闹出动静，光靠枪炮不够，得找一个能让三教九流全低头的人。

杜心五不只是武林顶尖高手，更是洪门、青帮的"双龙头"总舵主。

这个身份到底值多少钱，五年后，上海滩的一间公馆里，有过一次对话。

1940年，抗战进入最惨烈的相持阶段。

最高统帅想把全国帮会拧成一股绳，成立"中国抗日群众动员委员会"，缺一个镇得住场子的主任。

上海滩的青帮大亨被叫去商量。

这位平日里呼风唤雨的人物，听完直摆手："我不行，我没这资格。全国几千万帮众，我压不住阵脚。要找，只能请我师叔祖出山。"

他说的"师叔祖"，就是躲在湖南老家的杜心五。江湖论资排辈，辈分就是规矩。

杜心五只要点头，海内外的帮会首领立刻云集响应。这股势力，正是土肥原当年想用两百万买下的东西。

1940年5月18日，杜心五领衔，海内外三十七位帮会首领联名发出一份通电。

这封电报发给五千万帮众，拥护抗战，声讨叛逆，重庆的报纸当天就登了出来。

1941年春天，七十二岁的杜心五离开湖南，真去了重庆。国民政府本以为，请来一块金字招牌，好吃好喝供着，帮众自然听话。

这个盘算，跟土肥原当年一样落了空。

各路军政大员见了老爷子都毕恭毕敬，杜心五却不按规矩来。

开会时，那些纸上谈兵的抗战方略他听不下去，烟袋锅在桌角磕得梆梆响。

"你们这些当官的，在后方吃香喝辣，前线的兄弟拿命填窟窿？"

杜心五盯着最高统帅，一句一句往外崩，"这叫什么抗战到底？"

屋里的空气瞬间冷了下来。最高统帅脸色铁青，拂袖而去。

事后，他私下埋怨那位推荐人，怎么弄了个这么不识时务的"刺儿头"来。

杜心五在重庆待了一年，看各路人马争权夺利。他没写辞呈，没打招呼，卷起铺盖就走。

回到湖南慈利，他一头扎进饭甑山，修了座"斗米观"。采药，行医，再没过问国民政府的事。

他撕过两百万的支票，甩过动员委员会的官印，1953年闭眼那天，屋里只剩几副草药。

文章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