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殿试，皇帝出了一道没人预料到的附加题——写副对联夸夸大清朝。一个安徽人提笔把咸丰祖宗六代的年号全嵌进去，连夸带拍，一气呵成。咸丰当场拍板：状元就你了。

这位年轻考生，就是安徽寿州人孙家鼐。放榜那天，寿州孙家又添一重荣光，长兄孙家泽早已是进士，三兄孙家鏊也中过举人，一家三兄弟功名齐全，在当地传为佳话。

没人想到，靠一副对联拿下状元的年轻人，日后要接手一件比写对联难得多的差事。光绪帝即位那年，孙家鼐被点为帝师，与翁同龢一同教年仅四岁的皇帝识字断句。

翁同龢性子直，讲话冲；孙家鼐话不多，讲《资治通鉴》讲到臣弑君一段，只轻轻提醒一句修德方能安天下，光绪却记了一辈子。

甲午战前，朝堂分成主战主和两派，孙家鼐站在主和一边，被不少人骂作软弱。心里其实清楚，这仗打不赢，输了总要有人担着这个后果，孙家鼐没去争一时的意气。

真正考验来的更早一些。1896年3月24日，孙家鼐上奏《官书局章程》，把农务、制造、测算之学与律例、公法、商务摆在同等位置，第一次提出大学堂该分科办学，定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十门主科里六门涉及科学技术。这份章程后来被视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成文规划之一。

筹办京师大学堂期间，麻烦接踵而至。德国公使照会朝廷，要求大学堂必须聘用德文教习三人，意大利公使也提出要插手课程安排。

孙家鼐没有含糊，直接回复：中国开设大学堂是内政，与通商事件不同，德国、意国大臣不应干预。这话摆在朝廷普遍谦让外国使节的风气里，说出口并不轻松。

戊戌年，维新变法闹得朝堂人心惶惶，光绪点孙家鼐当管学大臣。这个位置两头都不讨好，维新派嫌不够激进，守旧派又盯着要弹劾。

康有为草案里民权、议院这类字眼被一笔划掉，只留改良二字，连自己的儿子都打发回老家，不许沾维新的边。

变法失败，新政几乎全废，京师大学堂却保住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西逃，孙家鼐留在城里，把大学堂的师生和校产一一安顿妥当。

同一年的己亥建储，满朝文武跪着附和废立太子的主张，孙家鼐站起来说宗法不合，天下必乱，这句话说出口时，谁也没把握能不能全身而退。

1909年，孙家鼐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谥号文正。晚年还领着人续校《古今图书集成》，回乡后自掏腰包办寿州公学，专收贫寒子弟，不收学费。

侄孙孙多森、孙多鑫后来在上海办起阜丰机器面粉公司，又投身金融地产，把这份崇学的家风，接着往下走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