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需分配，是让非劳动人口参与分配，从而形成普遍社会繁荣的一种分配模式。
资本公有，是按需分配得以落实的基本依据。
资本私有，是不可能让除了资本家亲属之外的非劳动人口，享受资本利得的。所以，在资本私有的基础上，诞生不了按需分配，也诞生不了共产主义。

按劳分配，顾名思义，是针对劳动人口的分配方式：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

所以呢，不在劳动年龄段的老人、小孩，只能靠家里的劳动力养着：
资产者，亲属挥金如土；
高薪工人，家属生活殷实；
低收入者，家庭缺衣少食；
丧失劳动力的家庭，就只能靠乞讨、救济苟延残喘，每日挣扎在基本生存线上。

很显然，这个世界，贫富差距，其最大的成因，并非来自劳动人口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而来自非劳动人口的“不劳者不得食”，它所带来的供养压力。

众所周知，非劳动人口，占着整个社会一半的数量，若真放任他们“不劳者不得食”，即意味着，一个社会，将有50%的人口不具备收入能力，进而也不具备起码的购买力。
这是极度不利于形成“最大化商品繁荣”的。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为何生产虚弱得一塌糊涂，却总能保持住“发达国家”的状态，极难返贫？
奥秘其实就在高福利。

欧洲的高福利，让这些国家没了“赤贫家庭”，人人都具备起码的购买力：
老人有养老金，幼儿有成长金，生育妇女脱产育儿也有生育补贴，失业者有失业金，流浪汉都能领救济金，教育还免费。
你几乎找不到，这些国家里，还有谁是“不劳者不得食”的“0收入者”。

北上广的中产者，很热衷移民欧洲，几乎100%都是冲人家的高福利去的，基本是有机会一定不错过。
很多学者将欧洲高税收、高福利但不推行公有制的国家，也归类为“社会主义”，有人甚至认为，它们比中国更加共产，不是没道理的。
因为它们解决了其他国家无力解决的“非劳动人口参与分配”问题。
而这，也让它们的国家，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商品繁荣，稳住了社会总需求，维持了“发达社会”状态。

言归正传，高福利政策，对高税收的依赖性很高，而高税收，又极度抑制社会生产，这导致了欧洲社会“懒而富”的畸形发展状态。
它们的“发达”毕竟是较低层次，到了一定阶段，就会陷入停滞，永远不可能像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借助越来越雄健的社会化大生产，最终进入物质极度丰富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能在不依赖高税负的基础上，以公有资本的利得支持按需分配。这种方法论，可持续性更高，不太容易造成发展瓶颈，应该是通向共产主义最科学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