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三个副师长，唯独他不是元帅，晚年却成副主席，儿子是少将。 这个师长是谁？
他就是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被毛主席赞誉为“军中赵子龙”的萧克。
在红军时期，年仅25岁的萧克就已经当上了红六军团的军团长。长征路上，他率领部队在崇山峻岭间穿插，常常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那种极限的生存环境下，他指挥过无数次生死攸关的恶战。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他和战友们嚼草根、咽树皮，硬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踏平了漫漫征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战局危在旦夕。萧克临危受命，出任120师副师长，随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当时的晋西北局势极为严峻，日伪军集结了一万多人的兵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连丢七座县城。萧克和贺龙等人冷静分析局势，果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等敌人兵力分散之后，120师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迅猛反击，硬是一口气把这七座县城全部夺了回来。
面对日军强大的武器装备，萧克日夜思考破局之法。他摸索出了一套专打敌人的夜战战术。在著名的三井之战中，面对日军一个大队加上炮兵和工兵的强悍组合，萧克率领717团在附近耐心潜伏。从午后一直等到午夜，趁着敌人最疲惫松懈的时刻，拂晓时分发起雷霆一击，将日伪军全部击溃。
带着这样傲人的战绩走到1955年，外界对于他未能评上元帅，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在萧克自己看来，军衔的高低根本不值一提。他在晚年平淡地提到过，回想起几十年的战斗历程，多少并肩作战的战友都倒在了血泊中，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自己能够活到革命胜利，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是天大的幸运。对于名利地位，他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豁达。
除了耀眼的战功，萧克身上还有一个极其鲜明的个人标签——儒将。
在残酷的战争间隙，别人都在抓紧时间闭眼休息，他却经常趴在简陋的木桌上，点着如豆的灯火奋笔疾书。即便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纸张是稀缺品。萧克就收集各种各样的破纸、旧纸，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字。遇到日军飞机轰炸，警报声一响，他就把手稿紧紧揣在怀里，躲进防空洞。等敌机飞走，拍拍身上的泥土，又继续接着写。
在这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中，他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浴血罗霄》。
这部小说真实记录了红军时期那段峥嵘岁月，字里行间燃烧着血与火的激情。这部诞生于战壕中的作品，在几十年后一举斩获了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
谈起萧克，就必须提到他令人敬佩的家风。他和夫人蹇先佛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在那个动荡苦难的年代，最终能够活到和平年代的，只有小儿子萧星华。
对于这个唯一的“独苗”，萧克夫妇有着怎样的教育方式？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铁血历练。
1939年的5月，萧星华出生在河北阜平的一个小山村。刚出生不到20天，日军就对晋察冀根据地发起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部队频繁转移，带着婴儿根本无法行军打仗。无奈之下，萧克夫妇只能忍痛将襁褓中的儿子寄养在当地老乡王金生家里。
饥饿与战争，成了萧星华童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记。在老乡家里度过的三年，由于日军扫荡封锁，家家户户都缺粮。年幼的萧星华跟着老乡吃树皮、啃树叶，顽强地活了下来。
远在前线的萧克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儿子。有一次，他趁着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会的机会，和夫人一起去探望孩子。两名警卫员随行，把马匹随手拴在了王家门前的一棵小楸树上，马匹一拽，小树跟着直摇晃。萧克看到这一幕，立刻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小树上拴马，会把树弄死的。老百姓种一棵树多不容易！”
这种骨子里对百姓的体恤，深深影响了后来长大的萧星华。
直到萧星华被接回父母身边时，这孩子已经饿得皮包骨头。夫妇俩满心愧疚，对孩子疼爱有加，却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娇生惯养。
到了上学的年纪，萧克给儿子立下了一条铁规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在外面说你的父亲是萧克。”
长大后的萧星华，从北京大学毕业。他并未留在舒适的城市机关，转身被下放到了湖南洞庭湖农场，在劳动的大熔炉里接受高强度的锤炼。
在农场，一切都按军队连排班的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寒冬腊月，枯水季节，年轻人战天斗地，围湖造田，硬是造出了5万亩农田。那个年代没有拖拉机和挖掘机，全是人工挑抬肩扛。每天高强度的劳动让汗水湿透了衣服，背上总有一片像地图一样的汗渍。
得知儿子在湖区吃苦，萧克没有动用任何关系去通融，专门写了一封信寄到湖南。信里没有半句心疼与安慰，满篇都是老红军的硬气：“现在你已经成人了，必须靠自己去努力。要经受住艰苦条件的考验，年轻人多吃点苦，这是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财富。”
正是凭借着这种扎根泥土的磨炼，萧星华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最终凭借自身过硬的素质，被授予了武警少将军衔。
时间推移到1980年，德高望重的萧克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晚年岁月里依然为国家的建设发展贡献着智慧。
2008年，萧克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