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国中将廖汉生视察时，突然提出要见一个副部长，见到对方后，他眉头微皱：“打了一辈子仗，行政级别才16级，这合理吗？”


廖汉生穿着一件旧军装，走进机关大院的办公楼，他年事已高，腰板却挺得笔直，脚步落在水泥地上，发出清晰的声响。


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一圈人。新沏的茶水在玻璃杯里冒着热气，杯壁上挂着水珠，廖汉生落座，听了几句工作汇报，忽然抬起手，打断了话头。


“向轩在不在这栋楼里？”在座的人愣了一下，有人小声回答：“在，向部长在楼下开会。”


“叫他上来。”廖汉生的语气不是商量，“我看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门被轻轻推开，向轩走进来，蓝布中山装的风纪扣系得严实，裤脚上似乎还沾着一点外面的潮气，他站在门口，朝廖汉生敬了个礼，动作很标准。


廖汉生原本端着杯子，看见他进来，把杯子放下了。他的目光在向轩脸上停了停，又扫过对方磨得发亮的袖口和有些花白的鬓角。


“坐。”向轩没坐，立在原地，“首长好。”


廖汉生也不勉强，开门见山地问：“你现在行政多少级？”向轩似乎没想到会问这个，顿了顿，“报告，16级。”


廖汉生眉头皱了起来，眉心挤出两道竖纹。他转过头，看向坐在旁边的几位负责人，“打了一辈子仗，行政级别才16级，这合理吗？”


会议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廖汉生站起身，走到向轩面前，向轩比廖汉生矮一些，头发已经花白，但身板依旧笔直，两只手贴着裤缝，站得很规矩。


“七岁参加红军，九岁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履历，你们比他清楚吗？”廖汉生问身后的人。


没人接话，有人低下头，看着面前的笔记本。


“他母亲贺英同志怎么牺牲的，档案里写得明白。贺老总当年带着他，他年纪那么小，就跟着部队出生入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经历，到今天，就定个16级？”


向轩往前迈了半步，声音不高，“老首长，我个人没什么意见，真的。”


“你个人没意见，我有。”廖汉生转过身，走回座位，但没有坐下，他双手撑在桌面上，目光扫过屋里的人


“老同志的待遇问题，组织上要重视，不是搞特殊，是实事求是，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他重新直起身，对身边的人说：“把向轩同志的材料调出来，重新核定，该提的提，该升的升，这件事，我亲自过问。”


那天的座谈会后来还说了什么，在场的人记得不太清了，但廖汉生撑在桌沿上的那只手，和他说“这合理吗”时的表情，很多人都记得真切。


会后，廖汉生在走廊上叫住了向轩，两个人站在窗前，外面是灰蒙蒙的天，远处能看到几棵高大的梧桐树。


“你啊，还是这个脾气。”廖汉生说，“有话不说，有委屈也不吭声，当年贺老总就说过你，倔。”


向轩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能活着看到今天，就挺好，比起那些没能走到现在的同志，我已经很知足了。”


廖汉生盯着他看了半晌，叹了口气，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只手很有力，在向轩肩上停留了两三秒，“该你的，就得给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给所有老同志一个交代。”


后来，组织上重新核定了向轩的级别，事情办得很低调，机关里没几个人知道。


向轩本人更是从未提起，每天照旧上班，照旧处理那些繁杂的公文，照旧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


只是机关里的老同志隐约传过几句话，说那位不爱言语的副部长，七岁就拿过枪，九岁走过长征，是个实打实的老资格。


而廖汉生那次视察之后，没再专门提起过这件事。


很多年后，当年在场的人回忆起来，只记得廖汉生放下茶杯时那声不轻不重的响动，以及他反复问的那句“这合理吗”。


那声音不高，却在那个秋天的上午，让在场每个人都抬起了头。


而向轩站在那里的背影，瘦削，笔直，像一棵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老树，沉默地立在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下。


信源：《廖汉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