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蝇和智人：

达尔文做了以下推理。每个物种都在一个生态位与其他物种竞争资源，每个物种都会受到一些小的、可遗传的变异的影响。可以提升竞争能力的变异被选择传递给后代，非优势变异则被舍弃。物种变得越来越高效，不然就会被取代。因此，每个物种通过对其生境的适应，也就是对其设计的每个方面进行最优化而取胜。取胜的路径之一可以是缩小生境。例如，某些加勒比岛屿上有种叫Drosophila Carcinophila的果蝇，其幼虫在乡野地蟹（Gecarcinus ruricola）第三颚足的肾沟里发育。在更小的生境里不愉快的惊吓也更少，所以只需要更小的生理库和行为库。果蝇越遵守其生境的供给和要求，其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就越好。狭窄生境策略培育了生理和行为的一致性：研究一只果蝇，你就几乎理解了所有果蝇。

智人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演化出了能力去占据任何生境、所有生境——陆地、海洋和天空。这根本不是躲避惊吓，智人似乎在追求惊吓，不能忍受长久的单调。当然，面对基本无限的生境，这个物种也必须适应无数惊吓，而智人的低出生率和长世代周期并不允许类似果蝇的快速基因水平的适应。因此，智人发展了几乎无限的通过行为适应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也包含了极高的种内多样性。与果蝇不同，没有两个智人看起来相似或行为相似，哪怕是同卵双生儿也有差别。因此，不论出现什么惊吓，社群里总有某些成员可以应付。自然，智人这种极端的复杂性和极端的个性使维持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凝聚力变得困难，而这两种凝聚力对物种生存又是必需的。所以，人类设计包含了一些机制，以克服各种使“水手偏航”的耗散倾向。这些倾向包含了专用于音乐、艺术、戏剧、喜剧、性、笑话和眼泪的神经环路。当然，每种文化表达这些特征的方法并不相同，这就像我们物种的成员都拥有处理语言的环路但说不同的语言，都有处理音乐的环路但唱不同的歌曲、敲不同的锣鼓。

(彼得·斯特林《何谓健康——大脑如何影响高血压、肥胖和成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