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还没落地，枪声就响了，杨常二人就没了。
这事不是一时冲动，是张学良在爹刚死七个月里，硬着头皮把几根扎进肉里的刺全拔了。
他没得选，也没法拖——拖一天，兵工厂图纸就少审一份，铁路钱就多被截一笔，南京那边的电报就又催一遍。
杨宇霆不是老糊涂，是太清楚自己干啥。他管兵工厂、整军队、跟日本人掰手腕，说话比张学良还硬气。
常荫槐更实在，铁路、田赋、银行全在他手里攥着，张学良调钱打仗，七成得看他点头。
俩人坐一块儿，真不是想造反，是觉得少帅不懂行，真让南京插手，东北自己都保不住。

1928年秋天开始，张学良下命令，杨那边就说“器械没到”“条令没改完”，拖着不办。
常荫槐把铁路收的钱悄悄挪去编警备队，连番号都不报给司令部。
最狠的是11月，张学良直接派海关稽查队去山海关查货——这活儿原来归常管，他连知会都没知会一声。
1929年1月10号晚上，老虎厅里摆了桌，茶还没凉透，高纪毅带人就把杨常堵在屋里。
没审，没问，也没叫别人作证，就一句“违抗总司令紧急命令”，当场枪决。
第二天预算会照开，只是台上换人了，底下没人敢抬头。

事后他给杨家发抚恤，没动常家的地契，还提拔了几个留日回来的年轻军官。
不是心软，是怕底下人乱，怕兵工厂停工，怕铁路运不出子弹。
他得让人知道：杀的是俩人，不是整个士官派，更不是东北这摊子家当。
后来军队是整编完了，军费也省了近三成，可再没人能对着关东军那份作战预案逐条推演。
杨宇霆压箱底的那本《对日应急手册》，烧了，没留底。
张学良晚年总说“银元扔了六次，次次都是正面”，他信的不是运气，是那天夜里，真没别的路能走了。
银元落地前，人已经站到了悬崖边。

，银元还没落地，枪声就响了，杨常二人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