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夫人没有上过学，靠自学成长为教育工作者，并且坚持从事教育事业长达半个世纪
1935年腊月的一天夜里，陕北志强堡的窑洞透着暗黄的灯光，寒风吹得黄土墙沙沙作响，十几位包着头巾的妇女围着火盆低声朗读“人—民—万—岁”。
带读的人叫同桂荣，今年30岁，吴起人。她没进过学堂，小时候连写自己名字都不会，如今却能给乡亲们讲“共产党为什么要教咱识字”。这一幕在当时的黄土地上并不多见。
她的身份并不普通。丈夫刘志丹是陕北名头最响的红军军长。1926年，他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时只有23岁，和林彪、张云逸做过同学。北伐枪声刚停，1927年的“四一二”便将革命推向血雨腥风，他连夜折返陕西，带着几名同志躲在沟壑里谋划新的火种。

家里唯一的书是一部《新青年》合订本。刘志丹把它拆成小册子，递给妻子：“先认‘人’字，再认‘民’字。”她瞪大眼，“这两道杠哪儿不同？”“少一横，就不是‘王’，记住没？”简短对话在窑洞回响。她记住了，也记住了“革命首先要翻自己的心坎”这句话。
陕北当时女性识字率不足一成。试想一下，一个文盲妇女在男人们的战火背后守着柴米油盐，还要挑起宣传、缝衣、筹粮的担子，需要怎样的胆气。不得不说，字的力量在她心里生了根。
1934年，清剿风暴刮到陕北。山梁尽头尘土飞扬，敌骑来势汹汹。她带着婆婆和幼女转入沟壑深处，七天七夜靠野菜和雪水硬撑。有人问她怕不怕，她抹去脸上的沙土：“怕也得熬，这条路是志丹选的。”
就在这股腥风最盛的时候，刘志丹仍带红28军辗转于绥德、保安一线。对手是胡宗南部精锐，屡攻不下。他提倡“兵民合作”，把部队散进农户，夜里一起劈柴、纺线，白天再集合出击。陕北根据地因此没被连根拔起。

1936年4月14日清晨，柳林县高家坡上空炮声震天。刘志丹为侦察火力点，探身察看，却被流弹击中胸口。33岁的生命定格在山梁，随行警卫听见他最后一句低语：“告诉他们，别停。”
噩耗传到保安，延河水面霎时间添了哀色。4月23日，城外松林口万人凭吊，老汉把羊皮袄铺在地上作席，小孩儿执野花站成一排，有人忍不住大喊：“刘军长回来了！”哭声此起彼伏。
几天后，同桂荣被安排赴保安。毛泽东望着这位面容干瘦的女同志，起身相迎：“刘嫂子，辛苦了。”她只是颔首，低声回答：“志丹走了，路还在。”周恩来沉默片刻，握住她的手没再多言。

那年秋后，她把家搬到延安。窑洞里的黑板是用煤灰抹成的，粉笔是石灰条。她领着十来个孩子念书，也拉来妇女学包扎、做军鞋。有人统计过，三个月里她和乡亲缝出的单军鞋就能铺满整条山沟。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调到西安，主持一所实验幼儿园。她坚持一点：每个孩子都要写得下一手正楷字。有人劝她歇歇，“您是英烈家属，国家会照顾。”她摆摆手：“我能动，就多教一个算一个。”
女儿刘力贞耳濡目染，考进医学院，后来成了西安市医学科学研究所的领头人。母女俩常在夜里对灯缝衣，女儿感慨：“咱家能留下的，也就剩这盏灯了。”“还有书。”母亲笑着递来早已翻卷的《新青年》。

1999年5月4日，94岁的同桂荣在病榻上合上双眼。床头那本旧期刊仍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封面已模糊，却能辨认出“青年”二字。守夜的老同事说：“她最后还嘱咐，把幼儿园的菜园子看好，娃要吃青的。”
如今到志强堡旧址，讲解员会指着那面黑乎乎的土墙说，当年就是这里传出第一句“人—民—万—岁”。灯火摇晃，远处山风依旧，只是再也见不到那个握着粉笔认真授课的黑瘦身影。
可在许多老乡心里，她的声音还在，仿佛一根细线，把前线的枪声、窑洞里的读书声和后来教室里的欢笑声悄悄串成了一条隐秘而坚固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