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半。平江，天岳书院操场。
太阳毒得像烙铁，操场上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晒得打了卷。八百个兵站成方阵，枪靠着肩，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滴在灰布军装的前襟上，洇开一团深色。彭德怀站在队伍前面，脖子上系了一根红布带，布带是昨天夜里让炊事班的老周从一块旧被面上撕下来的，毛边还没锁，在他喉结旁边支棱着一小截线头。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截线头，伸手把它揪掉了。然后抬起头，扫了一遍队伍。前排几个连长的脸他认得，李灿、黄纯一、贺国中，都是这些年一个一个从连队里带上来的。后排那些兵，有的他叫不上名字，但认得他们的眼神。那眼神跟三年前在武昌城下看他的人不一样。那时候他代理团长，底下的人看他，看的是一个能打仗的官。现在这些人看他，看的是一个要带他们去做一件没法回头的事的人。
他把手举起来。操场上安静得能听见远处汨罗江的水声。
“我们起义了。”他说，嗓门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热空气里，沉甸甸的，“为工农服务，从现在开始。”
没有欢呼。八百个人同时吸了一口气的声音，比欢呼更响。
这根红布带，他系上之前犹豫了一夜。不是犹豫要不要起义。起义这件事，从四月入党那天起就定下来了。他犹豫的是另一件事。五天前，他还在二营巡视，截获了师长周磐发给副师长的密电，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立即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南华安特委被破坏了，通行证落到了敌人手里。他把密电折好塞进口袋，骑马往回赶的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不是“要不要”，是“原来这么快”。
他原本想再等一等。等把二团、三团的工作再做扎实一点，等把士兵委员会在各营都铺开，等把那些抽大烟、吃空额的旧军官再换掉几个。但密电不等他。黄公略的脑袋不等他。
他赶回县城，连夜把滕代远、邓萍几个人叫到一起，说了一句话：“等不了了，闹饷，起义。”
闹饷这个名义，是他选的。独立五师来平江快五个月没发饷了，士兵们肚子里的火早就烧到嗓子眼了。用闹饷来发动，不用讲太多道理，当兵的就懂。当了兵不给钱，家里老娘饿着，谁还给你卖命？这个道理比什么主义都直接，比什么口号都响亮。先让枪响起来，再让脑袋想明白。这是他十二年湘军生涯学会的最硬的一课。
十二年。
他坐在操场边一块石头上等部队集合的时候，脑子里忽然闪了一下十二年前的事。一九一六年，他十八岁，在湘潭老家活不下去了，跑去投了湘军。那时候他叫彭得华，穿上一套大得晃荡的灰军装，领到一支老套筒，枪托上的漆都磨没了，露出底下的木头纹路。他摸着那支枪，心里想的很简单：有枪就有饭吃，有枪就不受人欺负。
十二年过去了。他有了很多枪，手下有很多人，口袋里揣着团长的委任状，月薪二百四十块大洋。在旧军队里，这算是混出头了。可他在南县驻防的时候，夜里躺在团部那张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注滋口那个叫姜子清的农民，淤出来的几亩稻田让恶霸欧盛钦占了，告到哪都告不赢。他派了几个救贫会的兄弟把欧盛钦秘密处决了，然后自己被逮捕，在押往长沙的路上跳船跑了。那是七年前的事。七年前他杀一个恶霸，靠的是几个拜把子兄弟和一把砍刀。七年后他当上了团长，手底下上千条枪，可注滋口那种事还在发生，平江城里关着的“共党嫌疑”还在一天一天地往外抬尸首。他手里这些枪，到底在保谁的饭碗？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在武昌城下第一次摸到了边。
一九二六年九月，武昌城南门。他带着一营趴在战壕里，头顶上子弹嗖嗖地飞。团长戴吉阶又请假了，每回硬仗就请假，这回连假条都没写，直接让人捎了句话，说身子不舒服。一团的指挥就落到了他头上。他代理团长不是头一回了，从排长到连长到营长，每一级他都代理过，代理的时间比正式任职的时间还长。周磐用他用得顺手，能打仗，不闹事，还不要名分。他也认了。那时候他觉得，只要枪口对着北洋军阀，代理不代理的无所谓。
武昌攻城打得很苦。城墙高，壕沟深，吴佩孚的兵缩在城里不出来，北伐军攻了几回都退了。他带着一营在南门外的民房里跟敌人拉锯，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争。有一天夜里，政治部一个姓段的秘书长到前沿来，蹲在他旁边的掩体里，跟他聊了大半夜。段德昌，湖南南县人，瘦，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不像个当兵的，像个教书先生。段德昌问他，你打仗是为了什么。他说，打倒军阀，富国强兵。段德昌又问，打倒军阀以后呢。他愣了一下，说，耕者有其田。段德昌笑了笑，说，耕者有其田是好，可你想想，田从哪里来？地主的地凭什么给你？你手里有枪，可你手底下的兵，他们家里有田吗？
那天晚上他没怎么睡着。后来部队追吴佩孚残部到了当阳，在玉泉山一座关帝庙里宿营。段德昌跟他铺草并排躺着，又聊了一整夜。段德昌问他，你对关云长怎么看。他说，关云长是封建统治者捧起来的，活着的时候让人利用，死了还让人利用，没意思。段德昌说，对，那你觉得什么才有意思。他说不上来。段德昌就给他讲俄国十月革命，讲共产主义，讲生产资料公有制，讲按劳分配。段德昌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停在耕者有其田，得往前走。
他听进去了。他这辈子没上过几年学，十八岁当兵之前认的字加起来不到一箩筐，在讲武堂学的那点东西够他看懂地图、写个条子，不够他想明白这么大的事。但段德昌的话他能听懂。因为他自己就是从那个“田”字里爬出来的。他家里没田，十五岁闹饥荒跟着人去吃大户，让人通缉，跑了。他太知道一个农民没有田是什么滋味。段德昌说要把私有制变了，他一下子没全懂，但他知道，这比“耕者有其田”走得远，远到让他心里那团闷了十几年的火有了一个去处。
从那以后，他几次找段德昌，要求入党。段德昌说，国共合作期间，党决定暂不在第八军发展党员，让他等。他就等。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在一营把秘密的救贫会改成了公开的士兵委员会，章程是他一条一条拟的：穿的衣吃的饭都是工农生产出来的，当兵的应当为工农谋利益；废除打骂，经济公开；士兵有说话的权利。他把这个章程念给全营的兵听，底下有人鼓掌，有人低头抹眼睛。那些兵大多是穷苦出身，当兵就是为了吃粮，从来没人跟他们说过“你吃的饭是工农种出来的”这种话。
然后就是四月十二日，上海。然后就是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马日事变，许克祥的兵在长沙城里砍人，砍得满街是血。他当时驻在岳州，跟周磐说，让他带兵去打长沙，平定许克祥。周磐没同意。他又说，那就让他去打武汉的夏斗寅叛军。周磐还是没同意。他坐在营部里，把拳头攥得指甲掐进肉里。他手底下有一千多条枪，可上面不让动，他就只能坐着。
大革命垮了。那些他认识的共产党员，有的跑了，有的死了，有的跪下来脱了党。段德昌被通缉，不知去向。他在南县驻防，夜里把士兵委员会的人叫到一起，说，以后不叫士兵委员会了，还叫救贫会，秘密的。他把明面上的东西收了，暗地里的东西没断。他对李灿、张荣生几个人说，共产党的路，我走定了，这主意早就打定了，不回头。
一九二八年一月，周磐把他叫到师部。
周磐这个人，对他不算坏。从讲武堂出来回六团当连长，是周磐点的头。后来一路代理营长、代理团长，周磐用他用得顺手，但也只是顺手。戴吉阶占着团长的位子，打仗就请假，平时拿干薪，周磐不撤戴吉阶的职，就让他一直代理。李灿替他抱不平，说这是利用你打仗、团结部队。他自己心里也清楚。但那天周磐跟他说的话，他没想到。
周磐说，老师长刘铏回湖南了，批准了戴吉阶辞职，由你任第一团团长。雷振辉接任一营营长。独立第一师改成独立第五师，你还是第一团。
他听完，脸上没动，心里有个地方动了一下。
团长。正式的，不是代理。月薪二百四十块，出门有马，住所有勤务兵，在湘军里算是站住脚了。十二年前那个穿晃荡灰军装的二等兵，熬到这一步，按旧军队的规矩，该知足了。该把士兵委员会那些东西收一收，好好当他的官了。
他回到团部，把委任状放在桌子上，坐了半天。然后他做了一件周磐想不到的事。他把李灿、张荣生叫来，说，团长的位子拿到了，现在可以干更多的事了。他把士兵委员会从一营往全团推，每个连设一个士兵委员，名义上是管伙食、管发饷，实际上是让当兵的有个说话的地方。他又办了一个师随营学校，推荐黄公略当副校长，把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塞进去。他还发动了一次全团闹饷，名义上是要欠的五个月饷，实际上是把士兵们拢到一块，看看有多少人能跟着走。
周磐给他团长，是想让他把一团带成一支更能打的队伍，替他周磐争地盘。他把一团带成了一支等着跟他走的队伍。
四月，南县，一个黄昏。特委的张匡摸到他家里，说，段德昌介绍你入党，特委讨论通过了，省委批准了。他在一间偏房里宣了誓，誓词不长，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最后一句：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宣完誓，他问张匡，段德昌在哪里。张匡说，在沙市搞暴动负了伤，回南县了。他让段德昌改姓章，住到李灿家里，让军医给治伤。他去看了段德昌一趟，段德昌靠在床头，腿上缠着布，瘦得颧骨突出来，但眼睛还是亮的。段德昌跟他说，你入党的愿望达到了，要注意保密。在军队里建立党的基点不容易，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条件成熟时，要起大作用。段德昌又说，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不要把每个党员都理想化，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
他点头。段德昌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本书，一本《无产阶级哲学》，一本通俗《资本论》，递给他。他把书揣进怀里，书还带着段德昌的体温。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段德昌。后来段德昌去了洪湖，再后来，一九三三年，被自己人杀了。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已经在长征路上了，他把马停下来，站了很久，什么也没说。这是后话。
六月，独立五师开往平江接防。平江那时候是“清乡”重点，反动当局杀了很多人，城里牢房关满了“共党嫌疑”和参加扑城的农民。他带着一团驻进城，三营驻在北门外的天岳书院。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牢里那些没有口供、没有实证的人放了一批，用团长的名义批了条子，说证据不足，取保开释。清乡队的人不高兴，告到师部，周磐把他叫去问，他说，关那么多人，粮食谁出？周磐没再说什么。第二件事，他把黄公略安到三团三营当营长，把黄纯一放到九连当连长，把邓萍放在团部当书记官。要害位置，一个一个换上自己人。
七月十八日，他在二营巡视。二营驻在思村，离县城几十里。中午吃饭的时候，团部一个副官骑马赶过来，递给他一封信。信是他在长沙的一个熟人写的，很短：南华安特委机关被破获，黄公略给共产党员开的路条落到了敌人手里。他看完信，把筷子放下了。黄公略的身份暴露了，黄纯一、贺国中的名字也在敌人手里。他骑马往回赶，走到半路，又截获了周磐发给副师长的一份密电，内容一模一样：立即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
他回到县城，天已经擦黑了。他把邓萍叫来，又让人去请滕代远。滕代远是省委刚派来的特委书记，到平江才一天。几个人关在团部那间小屋里，油灯点起来，他把信和密电摊在桌子上。
“等不了了。”他说，“黄公略他们一被抓，全团都得暴露。明天不动，后天就轮到我们。”
起义的时间定在二十二日下午一点。选这个时间，是因为中午敌人午睡，防备最松。名义，闹饷。独立五师欠饷快五个月了，当兵的火气大，一煽就着。彭德怀在会上说，闹饷是发动起义的主要手段，可以由秘密到公开，争取各营连参加。只有闹饷，才能冲破师特务营那个堡垒，团结全团大多数人。
散会之后，他一个人坐在团部，把起义的步骤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第一步，明天上午召集全团营连排长开会，宣布起义，把那些靠不住的军官扣起来。第二步，李灿带一营攻县政府和清乡队，黄纯一带三营缴师特务连的械。第三步，派人通知黄公略在嘉义提前举事，通知贺国中把随营学校从岳阳带过来。
他把每一步都想清楚了，只有一个地方他想了很久。起义之后呢？红五军，去井冈山，跟朱毛会合。这条路他认。但起义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他要把周磐给他的团长委任状撕掉，把二百四十块大洋的月薪扔掉，把十二年湘军生涯攒下的所有东西一把火烧了。他不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周磐待他不薄，独立五师第一团是湘军里数得上的主力团，跟着周磐干，团长上面还有旅长、师长，仗打得好，前程不是没有。
但他坐在那里想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二一年他在注滋口杀欧盛钦，靠的是一腔血勇。那时候他以为杀掉一个恶霸，农民就能拿回自己的田。后来他当了营长、代理团长，手里的枪多了几百条，可注滋口的姜子清还是那个姜子清，田还是没拿回来。他给周磐当团长，周磐给他的枪，保的是周磐的地盘，不是姜子清的田。段德昌跟他说，要把私有制变了。这话他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想明白了之后，团长这个位子就坐不住了。
二十二日上午十点，他在团部召集全团军官开会。人到齐之后，他把门关上，站在桌子后面，说了几句话。很短。他说，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清乡队杀的是农民，我们当兵的不替农民说话，替谁说话？他说，从今天起，一团实行士兵委员会章程，欠饷要补，打骂要废。他说，愿意跟我走的，留下。不愿意的，不勉强，但不许捣乱。
屋子里静了一阵。几个旧军官脸色发白，手往腰上摸，摸到一半又放下了。门外站着李灿带的一个排，枪上了刺刀。他把该扣的人扣了，该换的岗换了。十一点半，他走到天岳书院操场。
八百个人站在太阳底下，脖子上系着红布带。他站在队伍前面，手举起来，喊了那句话。然后一营往县政府方向去了，三营往师特务连方向去了。他站在操场上，听见枪声零零星星地响起来，不密，像过年放鞭炮。一个半小时之后，李灿回来报告：县政府拿下了，县长抓了，清乡队缴了械，牢里放出来一千多号人。黄纯一也回来了，师特务连没怎么抵抗就交了枪。
他听完报告，走到操场边上，坐下来。太阳还很高，晒得头皮发烫。他把脖子上的红布带解下来，攥在手里。布带上沾了汗，软塌塌的，那截被他揪掉的线头又冒出来了。
他想起一件事。当兵第二年，有一次打完仗，他蹲在战壕里擦枪，旁边的老兵问他，得华，你打仗这么拼命，想当官吧？他说，不想。老兵笑了，说，不想当官你拼什么命。他答不上来。那时候他确实不想当官，他就想有口饭吃，不受人欺负。后来官自己找上来了，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级一级往上升，每一级他都代理过，每一级他都干得比正式的人还上心。他以为升了官就能做更多的事，可升到团长他才发现，旧军队里的官，做到顶也不过是替更大的官看家护院。
现在他把那个官扔了。扔得干干净净。红五军，两千五百人，枪一千多支，子弹一百万发，都是从旧军队里带出来的。可这支队伍从今往后不替任何姓周的姓赵的看家护院了。
当天下午，一团二营从思村赶回来，参加了起义。第二天，贺国中带着随营学校从岳阳赶到了。黄公略在嘉义提前动了手，也赶了过来。二十四日，平江城里的月池塘广场开了几万人的大会，红五军宣布成立。他当军长，滕代远当党代表。他在会上讲了话，讲得还是不长。底下有农民喊，彭团长，你还回来不？他愣了一下，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团长了。他大声说，回来！革命成了功，天天回来！
底下的人笑了。他也笑了。那是他很久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笑。
后来的事，很多人知道了。红五军上了井冈山，跟朱毛会合，再后来下了山，打了长沙，打了赣州，打了半个中国。他再也没有回过平江，再也没有见过周磐。段德昌送他的那两本书，过草地的时候轻装扔了，但书里的话他记了一辈子。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天岳书院操场上的那八百个人，后来活到解放的不多。李灿一九三〇年牺牲，黄纯一在平江起义后不久就战死了，贺国中一九二九年死在安福。那些脖子上系过红布带的兵，大多数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但那天中午，他们系上红布带之前，彭德怀跟他们说了另一句话。那句话他没有记在自述里，是当时站在前排的一个连长后来回忆的。
他说的是：“我彭德怀当了十二年兵，今天才算知道当兵是为什么。”
红布带，就是那个“为什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