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一夫一妻制推行，昔日姨太太们都去哪了？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一夫一妻制从法律上取代了延续数千年的纳妾制度。消息传出，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是那些受压迫的底层妇女，愁的是那些妻妾成群的旧式家庭。

那些曾经锦衣玉食的姨太太们，一夜之间，身份变得尴尬起来。她们不是正妻，也不算合法配偶。法律不承认她们，社会歧视她们，家里容不下她们。她们该去哪？

大多数姨太太选择了离开。有些回了娘家，娘家人嫌丢人，不肯收留；有些改嫁了，嫁给了工人、农民、小商贩，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有些去了工厂、医院、学校，自食其力；有些回了农村，种地养活自己；还有少数留在原家庭，只是身份变了，不再是“姨太太”，而是“保姆”“亲戚”“朋友”。她们活着，却活得像影子。

有一个叫王姨的，十四岁被卖进大户人家做丫鬟，十七岁被老爷收房，成了五姨太。她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出生就被太太抱走了，她只见过几面。解放后，老爷被镇压，太太卷了细软跑了，一大家子树倒猢狲散。

王姨带着女儿，从大宅门里出来，不知该去哪。她没读过书，不认字，也不会什么手艺。她只能给人洗衣、做饭、带孩子，勉强糊口。后来，她进了街道工厂，做临时工。每月工资十八块钱，够吃饭，不够租房。

她带着女儿住在地下室里，一下雨就漏水，被子都是湿的。女儿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王姨老了，住在女儿家里，帮忙带外孙。她很少提起从前，别人问，她只说“忘了”。

还有一个叫李姨的，原是京剧演员，被一个军阀看中，强行纳为妾。军阀后来战死，她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街头。解放后，她进了一家纺织厂，当工人。她长得漂亮，又会唱戏，厂里组织文艺汇演，她登台唱了一段《贵妃醉酒》，台下掌声雷动。

有个技术员爱上了她，想娶她。她答应了，可厂里有人告发，说她当过姨太太，是“剥削阶级”。技术员被叫去谈话，让他考虑“影响”。技术员犹豫了，李姨主动退了婚。她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终身未再嫁。

有些姨太太，留在了原来的家庭，可身份变了。她们不再是“太太”，而是“保姆”“亲戚”“朋友”。她们帮着带孩子、做饭、洗衣，拿微薄的工资，住简陋的偏房。正妻有的容得下她们，有的容不下。

容得下的，相安无事；容不下的，整天吵架，摔碗砸盆。她们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有的实在受不了，收拾包袱走了。走时，孩子抱住腿哭。她们也哭，哭完，还是走了。孩子留下，她们走了。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些女人的宿命。

政府也做了安置。有些地方成立了“妇女教养所”，收容无家可归的姨太太，教她们识字、学手艺，帮她们找工作、找对象。她们有的留在城里，有的去了新疆、内蒙、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她们换了名字，换了身份，换了活法。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被她们埋在心底，从不提起。

有的去尼姑庵，有的去道观，有的在家修行。她们吃斋念佛，晨钟暮鼓，了此残生。她们的过去，随着青灯古佛，渐渐淡去。可那淡去的，只是记忆，不是伤痕。伤痕还在，隐隐作痛。

一夫一妻制是时代的进步，可这进步的代价，是无数姨太太们的血泪。她们不是自愿的，是被逼的；不是错误的，是时代的牺牲品。她们应该被记住，不是为了猎奇，是为了警醒。警醒后人，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